聂日明：入户才算广州人？外来人缺乏对广州认同感
聂日明专栏2016年广州的积分落户工作开始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但唯有落了户，才能在心理上将自己和广州人画上等号。 将自己与本地人画等号是对城市认同的感知，指的是市民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自豪感，从内心深处将自己视为城市的一员。认同是一种心理，从国际大城市的经验来看，对城市的认同一般源于对这个城市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城市记忆等软环境的认可。 但在中国，城市认同的根源略有不同。由于长期的人口流动管制和户籍制度，户籍、出生地也成为中国城市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此前中山大学曾发布国内首份超大城市认同感的调查报告，对比城市本地和外地人口的城市认同差距，调查的七大城市中，本地人口的城市认同感明显高于外来人口，平均差距达8.47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今年夏天组织的社会调查也有相似的结论，在上海本地出生的受访者(受访者均大于18岁，在上海出生基本等同于户籍)中，有91%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分值大于4，选项从1- 7，1为非常不认同，7是非常认同)，而非上海出生的受访者只有18%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有意思的是，57%的非上海出生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上海有感情，他们对上海的感情要远大于他们对自己是不是上海人的认同，而在上海本地出生的受访者对上海的感情与对自己是否上海人的认同分布则是一致的。 户籍成为城市认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好事。众所周知，户籍是很多市民权利的基础，有户籍(或者向户籍过渡的居住证)，儿童才能参加义务教育、高考，居民才有权利办理身份证件、购房、登记车辆，更不用说住房保障、居民医保等福利政策的享受与户籍密切相关。 过去十几年是中国城市化的黄金时间，大量农民进城市民化的过程，必然需要从城市里生活并获取基本公共服务，他们要买房、买车，参加义务教育、居民医保。但城市的发展并没有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在房价高涨、学位紧张的时候，城市治理的板子就打在外来人口身上，户籍成为社会政策的中介工具。一个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的非户籍人口，虽然可以就业获得收入，但他的子女仍然可能上不了学，自然他也很难对城市产生认同感。 传统对户籍的社会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户籍如何影响个人的权利，如义务教育入学资格、社会福利等，公共讨论中，很少有人考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如何在心理上融入这个城市。 但城市常住人口对城市的认同至关重要。国际化都市的一个特色就是外来人口非常多，像纽约更是夸张到40%的市民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出生的。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塑造个人对城市的认同，培养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是城市的核心工作。 一个人只有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才会从情感上去维护这个城市的秩序，参与公共治理、志愿帮助弱势群体、举报非法行为，如果这些市民生活在纽约，但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是纽约人，和纽约没有任何关系，城市治理的难度势必大大增加。 基于身份的城市和社会治理是非常糟糕的治理机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按户籍分配资源，市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对公共政策表态，会天然地撕裂人群。在一线城市，外来人口中的劳动力规模大多超过本地人口，任何一项政策只要是按户籍分配资源，那么不管怎么制定都会遇到规模庞大的抵制，很难形成共识，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前述中山大学的报告也显示，在本地人和外地人城市认同差距上，广州的差距最小，深圳也不高，而京沪津的差距超过平均值，这与包容开放有关，在保障外来人口的市民权利上，广深两地是中国超大城市中的典范。这值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学习，城市只有是所有常住人口的城市，才有光明的未来。(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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