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公益反思专栏 - 广州公益网

最近，在公益领域曾出现围绕一些话题所展开的讨论，友成研究院也从另外一些角度参与这个讨论，也许更大的目的不仅仅是观点呈现，而是参与这个行为本身。有更多的人参与，说明有更多的人关心公益。诚邀您参与批评、建议和讨论。

我们认为，当我们在推动一个社会实践时，这个实践可持续的前提是引导这种实践的理念自身必须是符合历史趋势的，而且逻辑是自洽的。这其实就是个认知重启的过程。个人的认知始于对某件事的察觉和反思，公众的认知则依赖于教育、传播和公共的辩论。最近，在公益领域曾出现围绕一些话题所展开的讨论，友成研究院也从另外一些角度参与这个讨论，也许更大的目的不仅仅是观点呈现，而是参与这个行为本身。有更多的人参与，说明有更多的人关心公益。我们也迫切希望公益领域的同仁、学界的朋友能对我们的观点给予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只有一个，在讨论和实践中，我们一起公益。

语言不仅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媒介。作为负载了人类思想的一种介质，语言不仅具有指向性，而且具有力量。

伏尔泰曾说过：“如果你想要与我交谈，那么请先给你的用语下个定义”，这就是逻辑学的本质、它的灵魂：严肃讨论中的每一个词汇都应当经过最严谨的斟酌和定义。[1]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在每次辩论前都会穷尽对概念的定义，柏拉图一生都在追求概念的完整，到了亚里士多德终于集大成，逻辑学成了影响人类至今最有力量的思维工具。

如果说逻辑是个建构过程，那么其中的概念就是建构的基本材料。逻辑得以正确建构，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概念的准确，第二是前提的正确。比如说：1）人是理性的动物；2）小王是人；3）小王是理性动物。这个结论显然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小王有可能是智障者。这就是大前提的不完备性。同样，我们也无法认可如下的推论：1）市场机制推动了人类发展；2）公益的目的是推动人类发展；3）公益也应该是市场机制。这是在两个不同类别之间进行了比较。

由此可见，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逻辑的矛盾。它不仅会造成讨论过程中不必要的争论，其更大的危害是有可能混淆视听，影响大众的认知。

关于利己利他的争论和思考古已有之。在人类早期，出现这样的思考和讨论并不奇怪，因为那时人类刚刚从洪荒时代走出，在记忆中既有早期原始共产主义的温暖，也有人互相食的惊恐，所以既有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也有杨朱的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

到了现在，即使存在，但也只有很少很极端的人认为人性中只有利己的成分。人类在自己同类和亲人遭受苦难时表现出的悲痛和忧心忡忡，就不是一种经过利己计算的功利行为，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表露，是一种休戚与共，是一种同体大悲。事实上，动物也存在利他行为。一些科学研究表明，利他和利己一样，都是进化选择的结果，利他并不只是一种外在的情感表达或一种道德要求，而是利他基因在长期进化选择的结果。动物的利他行为被科学界定义为那些靠牺牲自身生存和生殖机会以增加其他个体生存和生殖机会的行为。这就表明，利他基因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靠牺牲个体以保证种群的生存。

所以利己和利他都是人性中自然的成分，它们表现为一种情感，并且具有生物学基础。虽然每个个体因基因构成不同，会表现出利己和利他比例的不同，但利己和利他之间却并不存在主次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断语也可能是不正确的。

所谓的理性恰恰是利己和利他的平衡，是长期和近期的平衡。极端的利己和极端的利他都不是理性主义，我们往往将前者形容为自私主义，将后者褒扬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虽然具有生物学基础，但性相近习相远，人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环境习得的影响，特别是认知环境的影响，正如谎言说上一百遍也会变成真理。这又进一步说明了语言的力量和概念的重要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谓君子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人，而小人则特指那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少有公德可言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赞赏君子，就是要倡导修齐治平。这种思想和精神对于让我国成为传承最悠久的国家是居功至伟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异化而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力量）。

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市场化是相对权力化而言的。市场化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价格。价格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唯一信号。投资者根据价格决定是否进入某个行业，生产者通过价格决定是否提供产品，而消费者则通过价格决定是否购买产品和服务。某个产品价格高，有利可图，则就有更多的供给，这样价格就会下降；而当某个产品供给过多，则价格下降到无利可图，则供给自然减少。在这里，价格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相比于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配置显然更有效率也更公平（在这里，效率和公平不是一对矛盾）。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就连经济学本身，也在探讨和研究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之所以失灵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价格传达的不适切，或市场不存在；第二是次佳的市场结构，如垄断市场的形成。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传统的慈善场域就不是一个市场，因为处在极端弱势的群体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购买能力，也就没有所谓的溢价能力。所以人们常常又说，正因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以公益得以产生。但这个结论也并不完备。事实上早在市场出现以前就存在慈善。因此，慈善或公益首先发端于人的利他行为这种本能，其次，慈善和公益又确实表现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结果。

我们当然欢迎市场和政府所能覆盖的面能更广一些，更多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商业的方式解决。但市场化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一个无法被催生也无需去倡导的事情。言其无法被催生是由市场条件决定的，是由看不见的那只手决定的；言其无须被倡导，乃是因为，对于可能的潜在利益的驱使，只要有点条件，就一定有人去冒险、去创新，去完成市场化。

在公益领域倡导市场化非但于事无补，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可能，那就是不仅改变了社会对公益的认知，也改变了公益人士对自己使命的认知。

规模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工业文明的思维。规模化的核心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正是因为规模经济、机器生产，人类的财富水平才得到惊人的增长。但是，并非通过规模就一定带来效率的提升，事实上也存在大量规模但不经济的现象，所谓的规模陷阱。而且，即便是商业领域，规模化也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知道有许多百年老字号，还有许多隐形冠军，这些企业一样为社会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功能。

对于公益领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大量的社会问题都是虽然并非普遍性但却很严重的问题，例如很多社会问题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是因为社会问题的成因千差万别。便如同样表现为贫困这一现象，我们便无法用标准的方法去解决。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常常无法用规模化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原因。

毫无疑问，因标准化带来的规模化曾经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规模化和标准化也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例如，规模化是一种野蛮的力量，它剥夺了在流水线上生产者的某些人性需求。难怪马云说，工业化是如何把人变成机器。

当然，公益并不排斥规模化，就像公益也不应该排斥小而美一样。对于社会创新型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小而美的案例可以引起其他人的规模化复制，那么就是一种成功的社会创新。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实现规模化复制的小而美的创新就没有价值。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对规模的追求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也是一个无须鼓励便会自我驱动的事情。

由此可见，规模化或小而美或精确化都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把手段当目标，就有可能背道而驰。并且，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如果发心不是利他和长远的，那些规模化越大的事情往往会是更大的灾难，往往会遗患无穷；即便发心是好的，但过于盲信所谓规模化的神话，则会拔苗助长，过犹不及。

事实上，很多人对什么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理解也有偏差。有很多人认为，凡是政府提供的都是公共产品，市场提供的都是私人产品。严格地按经济学来定义，所谓公共产品，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另外一个人的消费机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国防建设或雾霾治理。而私人产品则是任何一个人的消费都有可能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消费机会（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别是对于资源稀缺的产品，比如春运时的铁路。所以政府也可以提供私人产品。

公益产品则既可能提供私人产品也可能提供公共产品。但这里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无法覆盖的部分。公益产品中的私人产品很多，比如扶贫款，比如希望小学的建设等。但公益产品中有一项公共产品，却并非是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所惠予的，而是公益和慈善与生俱来的，这就是慈善或公益给社会带来的关于人的利他性的倡导作用，这是一种认知倡导，这种认知倡导对整个社会都起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公益和公益心并不是一回事。公益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社会上倡导更多的公益心。在今天，这种倡导作用尤其显得重要。

虽然，我们乐见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的问题都在市场和政府的有效供给范围之内，但即便如此，公益依旧存在。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利他精神这样一个公共产品，也因为利他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本能。

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已近300年了。毋庸置疑，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繁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所谓现代性基础之上的，表现在政治上是民主和宪政，表现在经济上则是市场机制。但政治上的民主并未真正带来更多的平等，市场机制的运行却频频带来有如黑死病一样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新自由经济学的影响下，资本市场看来是释放了人性中理性和自由的一面，但其实是放任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说得严重一些，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总体财富极其庞大，但人类的不平等也登峰造极；网络链接异常便捷，但社会关系（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宗教之间）却异常脆弱；各个局部非常繁荣，但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这一切主要都缘于近三百年来对人性中利他部分的忽视。忽视了这部分人性的成长，这部分人性就会被遮蔽。人性的畸形发展是社会畸形发展的基础。

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是通过公益创新来影响企业行为重要，还是通过企业来改变公益行为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是积极倡导人性中利他的部分重要呢，还是进一步强调利己的部分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去改变主流市场人士的价值观重要，还是强化公益人士的市场观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应该唤醒人性中高尚的利他精神，还是鼓励精致的利己主义？

于是，我们认为，与其谈公益的市场化和规模化，不如谈公益领域的创新。当然，创新的目的不是商业化和规模化，而是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