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举国大庆，说说支付宝和腾讯，对民间公益的负面影响吧 - 广州公益网

第一个前提是，公益是以信任为哲学基础的。因此，其运营模式应当贯穿信任这个基调。过程中一切以怀疑来参与公益的行为，都可能是违背了这个生态群落的运营方式。此时，不是公益错了，而是怀疑者错了。商业是以怀疑为基础的，虽然最近有很多人一直呼吁商业要转向信任，但终究根基难动。不怀疑，无商业的前行能力。假如在商业中盲目信任而出了问题，不是商业错了，而是信任者错了；没出问题，都是偶然。

第二个前提，人类终究都是要向善的，因此，好多作为，都能够给人类带来利好，但不等于能够给人类带来好处的都是“做公益”。政治对人是有好处的，军事说起来对人也是有好处的，商业对人说起来也是有好处的。魔鬼、流氓、阴谋、撒谎，对人类当然也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是站不住脚的，是商业人的集体虚荣心而已。公益往往在商业所不能及、所无法及之处。

四是商业参与公益的最好方式，就是无条件的捐款，任何附带条件的捐款，任何带着捐赠人意志的捐款，都会对公益形成损害——当然，公益界也不是吃素的，也足够强大，有足够的消纳力和转化力去应对和化合。

阿里系与腾讯系，或者加上百度系新浪系，这些年来，通过强大的流量、平等互助的互联网技术，给民间公益确实带来了非常强大的突破力。民间公益原来的好多障碍，因为这些新技术新平台的出现，而自然地消失。某种程度上说，在互联网时代，只要你想做公益，你已经可以无所不能，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你的想像力与行动力。

基于腾讯网公益频道的乐捐平台，给了民间公益界随时可发起众筹项目的好机遇。而基于支付宝的公益平台，也一样给了民间公益界随时发起众筹项目的可能。

第一是，对公益行业人力成本、创新成本（失败成本）的刻意忽视，而过度强调了物资的购买和搬运。好像公益人只会购买物资，好像做公益就只是做物资的搬运工。腾讯平台可能还好一点，支付宝的公益项目，要想上线，基本上不能筹集人力成本，通通得是购买这个砖那个瓦。不要说工资，就是“专家津贴”、“志愿者补贴”这样的字眼都最好不用出现。

而公益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公益绝对不可能只是物资的购买和运输，更多的时候，公益需要公益行动者的智慧、勇气、思想、情感和精神，需要的是快速的行动和锐度的倡导。而民间公益人的工资收入，一直在整个社会中长期处在中低的水平，甚至好多民间公益人，长期处在无薪水、极低薪水的状态。本来，既然是慈悲的，看到了这些问题是公益界的共同痛点，应当出面来倡导和呼吁，而不是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去进一步压迫和胁持。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这些平台发出各种“规则”的居心，到底是什么。

支付宝和腾讯只是平台，原则上说，平台是全方位兼容的，是宽容失败的，是鼓励创新的，是致力解决行业痛点而不是制造行业新痛点的。因此，如果这些平台都刻意地限制民间公益人筹集工资和创新成本，那么，民间公益人还上哪里去给自己筹集到过得去的工资呢？

有意思的是，这些平台的工作人员自身，应当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样，自身的工资是并不低少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是条活生生的性命，知道养家糊口、自由行事对一条生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和强大。但一旦到了需要他们从工作上呈现出相应的能力，去支持民间公益行动者的工资和创新成本的时候，他们就显示出了冷酷和无情的一面。好像做公益的人，都可以吃沙子喝海水吸尘土住桥洞活着。

理由要么似乎是说，国家法律不允许。理由要么似乎是说，捐赠人不同意。理由要么似乎是说，我们的老板不支持。国家法律，如果你仔细去研读慈善法，其实是允许的，因为慈善法里提到的10%的行政经费，意思是说，除了执行团队之外的后台支撑人员的运营费用，而不是说执行团队的工资也包含在这10%中。捐赠人不同意就更是鬼扯，所有的捐赠人都是明白事理的，他们都知道事情要做，事情要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去做，就要支持人力的成本和工资，在商业浸泡过的人，更是清楚，公司可以倒闭和亏损，人员工资是要率先保障的。老板不同意之类，多半也是托辞，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不用心体察公益人的需求和疾苦，假借老板来作挡箭牌。

公益，说起来是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好做之处，都已经有善于承接的系统去做了。公益人要做的，都是世间最难解决的公共利益。因此，风险之高、难度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远超出常规的想像。如果要划分，至少有三种，一是物资帮扶，二是新问题求解，三是社会善治。尽管物资帮扶这样的安全公益在中国仍旧占大头，但新问题求解、社会善治，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后面两种公益形态，更加偏于“软实力”，对物资的需求少，对人尤其是高行动力、高智慧力的人的需求更高。体现在资金上，就是人力成本占比远超于物资和差旅。比如我认识的好多环保行动者，他们只需要两种钱，一是工资，二是差旅。但在支付宝的平台上，这样的人就根本没有上线筹款的机会。在腾讯平台上，还有一点可能，但通过层层审批的概率也很低。

第二是，对安全公益的过度追逐，而忽略了支撑危险公益。如果你仔细去研究支付宝和腾讯平台上固定位置的那些项目，基本上都是高度安全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能够长期占据在首页的最前端。有些项目，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宣传和推进，每天就有十万元以上自然捐赠流。

而新出现的小项目、富有创新性的项目、具有社会野性的项目，却基本没有任何的机会在平台首页上抛头露面，只能靠发起人自己去拼命在各个微信群里甩链接。

可能是对于“安全稳当”的过度追逐，腾讯和阿里系的各个平台，基本上都追捧各种看上去安全系数高的项目。安全系数有两个评价理由，一是这些项目符合传统的公益旨趣，二是这些项目被做了很长时间后，似乎证明了其是名牌项目、明星项目，因此，不需要再费心去体察，只需要盲目地追随就可以了。

当然，中国的所有公益项目，都是缺乏资金的，理论上说，只要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的项目，都是好项目。但话尽管是这么说，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初期阶段，对一些品牌项目的本能追求，也是情有可缘，但有时候终究让人愤懑，如果这种窄平台、高评审的方式继续延续，民间公益的自由表达，仍旧会受到压抑和控制。

仍旧回到平台的属性上来，一个平台应当是宽频谱的、鼓励创新的、宽容失败的，而不是一味追求那么几款“经典折子戏”的，更不是人为制造障碍，这个不行那个不许，只允许符合自己品味的项目受推崇的——一个商业团队里的公益人的口味，是不是有所偏颇，在这里我们都不作评价，仅仅是这样的只允许小众项目上筹款前线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平台的属性原则。

社会上有好多公益，是危险的，是危重的，看上去都不那么安全，但这恰恰更符合公益的价值，就是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的挑战和治理。正因为这些高风险性的项目的存在，人类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反省和体察，进而通过改良而逐步走向善治。

第三个问题是，公益行业需要的是服务，而这些平台却蜕变成了“管理”。公益本质上都是需要服务的，平台的人、基金会的人，其实都是给公益行业做服务的人。但有意思的是，一旦资源在手、“通道”在握了之后，“服务团队”就容易蜕变为“管理团队”，甚至蜕变为“审查团队”。不知道哪里来的风气，让人的心理这么容易转变。

已经连续举办三年的“腾讯99公益日”，有一个地方可能容易被混淆。这里面其实有“两个腾讯”，一是腾讯旗下的腾讯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非公募的基金会。二是腾讯旗下的腾讯网的公益频道，这是一个商业网站上的一个小小流量入口。

腾讯公益基金会在三年前灵机一动，对传统的资助方式要有所创新，因此与腾讯网的公益频道合作，推出了“在99公益日这三天，你捐一我配一”的富有创新力的捐赠方式。

捐赠，本质上是去发现值得追随的项目，进而把手头想做公益的资金“赠送”给这些公益项目。但在中国，似乎总是演变成了，因为我要给你钱，所以，你要证明你足够优秀来拿我的钱。因为你有可能拿我的钱，因此我要对你进行全家大搜查，你要让我看到你的全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似乎是把做公益当成了做投资，把信任扭曲到了怀疑。但公益组织由于长期饥渴过度，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评估、监督和治理。好像做公益是在偷窃和欺骗一样。

自古以来，公益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公益行动者手里。没有这些人的发心发力，社会上的各种公益能量其实无处可去，只能长期沉淀和积压。自古以来，那些不顾一切的公益行动者，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有他们在身边，我们的社会就多了一份美好的希望。

可惜的是，中国当前有太多的平台、有太多的基金会，尚未领悟服务的基本要义，总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省事，拼命地向公益行动者索取和提要求，导致公益行动者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证明自身的清白和有效，挤占了时间，影响了效率。

如果一个平台没有足够的宽广和包容，又缺乏足够的服务能力和吃苦态度，然后，又没有担当责任和兼容风险的精神，那么，在高失败率、高风险度、高服务需求的公益行业，确实是不容易做好的。

也许，国庆之后，我们应当组建一支“民间公益人上门讲理队”，到这些平台上去好好谈判谈判，交流交流，论道论道，诉说诉说，发泄发泄。只有互相加强了沟通，才可能增强理解，才可能把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可能性拓展到更好的场面。有意愿挑头组织的，可在留言里及时提醒我，以便明天可以策划起来。（201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