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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80.3万个社会组织，谁能争取到政府合作？ [打印本页]

作者: 齐志公益 时间: 2018-5-22 17:00
标题: 80.3万个社会组织，谁能争取到政府合作？

原标题:80.3万个社会组织，谁能争取到政府合作？

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0.3万个，一年时间，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了10.1万个，是历年来增长数量最多的一年。2017年增速比上年增长14.3%，增速也创下了最近十余年的新高。2017年社会组织数量和增长速度双双创下最近数年来的新高，可以说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新发展。

5月15日，《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蓝皮书在京发布，以上数据来自蓝皮书得出的结论。这从一定程度上论证了“2016年是中国慈善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的判断。

2017年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社会组织在新时代明确了新定位。

同时，据蓝皮书显示，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从社会组织总量和万人占比来看，发展仍然很不充分；据大数据统计，社会组织发展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又呈现鲜明的不平衡，我们社会组织领域同样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社会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增速，在全国都处于垫底位置。城市间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竞争加剧，社会组织发展的明星城市深圳已被挤出全国前五名，位居第七。

社会组织快速增长背后的矛盾凸显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密集出台，并没有立刻让社会组织发展实现井喷。而是在2014年到2016年，社会组织增速持续走低的前提下，2016年社会组织增速和增长数量继续走低，直到2017年才强势反弹。如下图所示。

据蓝皮书分析，这样的变化可能来自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政策实施有一定的层层传导和观望时期，2016年这项政策得到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的实施与执行；

二是社会组织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正在持久深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优化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

三是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接受度和需求程度都在持续提升。

但是数据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组织呈现鲜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大数据发布的全国登记社会组织数据资料统计分析，截至2017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位居前10的省份中，江苏一省的社会组织数量超过全国1/10。排名前10的省份占全国份额接近2/3。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社会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增速，在全国都处于垫底位置。

社会组织发展既有鲜明的地区不平衡特征，也有突出的城乡不平衡特征。各个区域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每个区域内城乡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各个区域的城市社会组织发展都远远超过本区域农村社会组织发展。

从全国社会组织数量位居前10的城市来看，城市间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竞争加剧，社会组织发展的明星城市深圳已被挤出全国前五名，仅仅位居第七。

2017年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

2017年，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社会组织在新时代明确了新定位。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心执行主任蔡礼强教授指出：

首先从中央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社会组织被视为全方位参与新时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从法律层面，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这三大类型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一起纳入非营利法人类别，这意味着社会的法律地位和治理主体身份得到了法制保障。

最后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层面，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把社会组织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内容，作为“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社会组织首次被纳入国家最高层面的机构改革设计，并与群团组织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列为同一层级的单独部分进行论述，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这样的新定位意味着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和提升，而最高层面的新定位必将为社会组织发展带来新机遇。

政社合作成主流北京协作者和政府代表分享经验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李涛

为什么要与政府合作？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李涛主任作为成功运营了15年的社会组织代表，从实务工作的角度对“协作者”15年来的政社合作历程进行分析和总结。

“你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里终老吗？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未来会在哪里工作生活吗？”面对李涛向现场嘉宾抛出的问题，大部分人都若有所思的摇头表达不确定性。“2003年，协作者成立时选择回应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为机构的定位，一是因为我们发起人有农村生活经历，有情感；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口流动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绝不只是农民工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因此协作者确立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一方面要与政府、企业团结协作，共同回应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发挥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和参与性，并在服务流动人口的同时，总结、提炼本土专业经验，进而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实现助人自助。”李涛说，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本质是促进合作，而非社会对抗，因此，推动与政府、企业的广泛合作是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达成使命，履行社会责任，政府是最大的公共资源的掌握者，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者，你要想解决流动人口这么大的问题，必须要合作，并在合作中倡导和影响政府完善服务体系，这是由社会组织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而决定的。

据了解，北京协作者为我国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机构以“团结协作助人自助”为核心理念，构建了“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在服务困难群体的同时，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创新。北京协作者与各级政府合作，不仅开展各类服务民生项目，而且建立起市、区、街三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发展。

“为什么要有我们？没有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李涛说，在决定成立协作者之前，发起人用了很长一个阶段探讨这个问题，确立机构的定位。“创建社会组织不是为了创建而创建，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你如果能够想明白这一点，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其实你就成功了一大半，知道未来应该成为谁，应该怎么去走，而不是为了发展组织而发展，这是第一点，也是最关键、最基础的一点。

“前不久有一个机构负责人跟我讲，真的不想跟政府合作了，合作得没有尊严，这是原话。我说也不是吧，跟基金会合作你有尊严吗？也没有尊严。”李涛接着说。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修养，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社会组织需要跟不同的人群合作，不仅是政府，还包括企业，学界和媒体；而任何合作都会有分歧有挑战，因此合作最考验人的智慧和心胸，反之，不合作看似很有骨气，其实很懦弱，逃避和放弃很容易。公益人的内心不能太脆弱，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抗逆力，面对合作中的挑战。接纳是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真正的接纳不是无条件同意，而是即使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也不会因此而排斥你，而是继续为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寻求共识。

当你明白了自己是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修为，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实事。“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有这三点就足够了。”李涛总结道。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服务发展处副处长柯哲力

从政府层面讲，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服务发展处柯哲力副处长，对与北京市协作者的合作予以高度肯定：“北京协作者自身修养做得特别好，很注意自身的形象，信守承诺，积极合作，并在合作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和专业性，这是我们感到最欣慰的一点。”

柯哲力表示，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将本来是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以招标的形式，委托第三方来运营，这不是简单的社会服务项目，而是将包括年检辅导、政策咨询、培育扶持和资源配置等政府职能转移给第三方，因为理念相同，有专业能力，北京协作者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成为推动政府职能转移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同时，柯哲力指出，政社合作需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第一个是防止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把社会组织变成了政府的下属单位，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倾向是防止对中心过度干预，影响他们的进度、效率、积极性和创新性。

在柯哲力的眼中，要做好政社合作，需要社会组织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得了解政府的需求。政府的政策是宏观性的，在具体落地过程中经常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个地方是需要社会组织来弥补的。

第二、一定要做擅长的事情。从购买服务角度来讲，不希望社会组织是因为有政府购买项目资金，你就挖空心思设计一个项目，而是希望你要做的项目，是你正在做的擅长做，而恰好又缺乏资金的服务。

第三、要做实事。有些社会组织为了争取项目，常常说的很好，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问题百出。“协作者说的少，做的多，说到一定做到，并且不断地寻求创新性的解决办法，这正是政府愿意和协作者合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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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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