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公益道路怎么走？ - 广州公益网

“我国公益实践在总体上呈现出脱嵌现象：外来的实践没能有机嵌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我国传统的‘福报’慈善观念也没能有效转化成现代的公益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指出。

自1989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以来，我国本土公益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30多年来，我国公益事业历经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又受到了西方公益模式的哪些影响？我国的公益组织如何立足于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公益理论构建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12月1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科研机构热衷公益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公益机构的实践者齐聚北京，就我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实践与公益理论的发展展开探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公益事业逐步发展壮大，正在酝酿和发育出本土的公益模式，对这些本土的模式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对西方公益模式进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进行反思。”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平说。

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三大沙漠构成了绵延约8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沙漠。20世纪末21世纪初，三大沙漠几乎连成一体。许多科学家认为，阿拉善盟的沙漠治理应当成为我国沙尘暴治理的源头。进入21世纪，意大利政府向我国捐赠1亿元资金，帮助阿拉善盟治沙，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由此诞生。

我国现代公益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方公益密不可分。“现代公益发端于西方现代社会。西方公益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发育出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组织模式和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现代公益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着我国现代公益的萌芽、成长、壮大。与此同时，西方公益也在不断与我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发生碰撞和融合。”杨平表示。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早期投入的许多公益项目都借鉴了西方经验。“在美国，国际小母牛组织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家畜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为了治理阿拉善沙漠，我们借鉴这个方法，向农户捐赠奶牛。奶牛可以产奶，农户通过出售牛奶赚钱，就不再需要在沙漠中牧羊、破坏阻断三大沙漠合拢的植被，但是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说。

西方经验在我国本土“水土不服”，于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开始了公益项目的本土化探索。“阿拉善盟严重荒漠化的部分原因是，过去这里的老百姓为了生活需要，会把生长多年的树木砍掉当柴烧，而新种的树木生长周期很慢。我们向老百姓捐赠了一个沼气锅炉，老百姓有了沼气就可以不必再砍柴生火了。但是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因为阿拉善盟只有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沼气，到了秋天、冬天，天气寒冷，就很难产生沼气了。”

早期的项目失败，促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企业家会员们开始重新思考环保公益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之路。“我们不能‘闭门造车’，也要出去看一看。从2009年开始，协会第二任会长王石就带着会员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就是一次有代表性的会议。”艾路明说。

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相结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摸索出将国际做法与本土实践协调到一起的环保公益新路径。“国外环保机构已经普遍施行的做法和理念，我们要参与其中去学习，并将其调整应用到我国本土的实践中。因此，我们加入了二十国基金会联盟（F20）等国际上重要的环保NGO。2019年6月G20峰会举行时，F20峰会也在召开，我们作为F20的成员之一参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益机构共同探讨全球基金会如何在国际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2018年9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我们也参与其中，并为峰会带去了中国的声音。”

借鉴西方模式，探索本土道路。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环保公益之路。“我们在阿拉善盟所做的项目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使我国的整体荒漠化治理走到了全世界的最前列。”艾路明说。

我国本土的许多公益实践，都以西方公益的基本理念为基石。“新的公益形态、公民社会、参与式发展的模式和第三部门理论，是西方公益模式和价值观带给我国本土公益的主要影响。”杨平表示。

新的公益形态，即依托社会企业与影响力，借用商业投资的理念和操作方式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公益形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最初我们寻找了100位企业家，请每个人分10年捐款100万元，最终拿出1亿元的资金与意大利政府捐赠的1亿元‘配套’。当时，这些企业都还不是大企业；现在，许多捐款的企业成了世界500强企业，这或许就是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效果。”艾路明调侃道。

“第三部门理论是指，社会组织是与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相平衡的一级，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疗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民社会强调形成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空间；所谓参与式发展的模式，即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理解社区发展环境，通过复权行动构建社区内在的主体性。”杨平解释道。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看来，公民社会理念和参与式发展的手法是过去20多年来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公益理念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体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公益对西方公益理念的吸收，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的过渡。“现代的‘人’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当人们愿意‘站立’起来，就有了现代的‘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公益的目的都是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得到温暖和尊严，‘站立’起来并参与公共事务，最终获得‘主人感’。”陶传进说。

我国现代本土公益，与乡村建设关系密切。“2013年以前，我国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有70%—80%进入了扶贫、乡村教育等领域。”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说。

庄伟有10多年的乡村教育公益实践：“201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以前，乡村教育公益中有大量的一对一助学，公益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书籍衣物、建设基础设施等，当时的乡村也需要这样的介入来解决教育问题。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出台以后，贫困地区有33%的高中生每年都能够得到助学金，公益资金直接转换为物资发放已经不再是乡村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聚焦具体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才是公益组织工作的核心。”

乡村教育的基本情况发生改变，使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从2013年开始转型，不断发现乡村教育的困惑、乡村教师的激情和幸福感欠缺等新问题，并建立筛选机制精准解决受益方的困难。“应当把公益慈善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和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

社会现状的变迁不只由公共政策带来，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曹锦清看来，我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历史进程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也对公益事业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论争对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结构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我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家—国—天下’，在家之下看不到‘个人’、家与国之间不存在‘社会’。直到宋代以后，以贸易为中心的商业城市出现，脱离家庭的个体进入市场，面临着‘异姓’个体如何结成共同体面对风险的问题，才形成一个‘江湖’社会。古代的‘江湖’约等于现代的‘社会’概念，可以视之为‘社会’的前身。”曹锦清说。

我国古代的公益慈善，以善堂、善会为主体。“观察我国本土的公益事业，善堂、善会等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自救、互帮互助组织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其中体现出我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强烈道德性，但是这种道德性以宗族为主要单位、具有高度的地域性，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道德秩序主要体现在单位体制中，单位保障个体生活的社会组织结构并未提供公益事业发展的空间。“在单位体制下，所有的个人都属于家庭、所有的家庭都属于单位、所有的单位都属于国家，各种慈善和保障都在单位内进行，这样的组织架构中也不存在‘社会’。只是有的单位属于集体所有、有的单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保障水平有高有低。”曹锦清介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变迁，造就了现代本土公益机构和公益事业发育、茁壮的沃土。“原本的单位体制解散，从单位体制中走出的人进入市场，使以市场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快速形成。市场经济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但是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为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在社会方面，我国的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社会分化也与当前的市场机制密切相关。”曹锦清分析道。

致力于重塑人际关系，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的公益组织应运而生，成为嵌入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补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部门”。“面对市场经济人人逐利的社会状态，如何寻找缓解之道？市场对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我们不能大规模干预。2004年以后，国家开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乡村’调整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收入分配，这属于二次分配。社会保障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依赖于国家的二次分配。公益慈善事业则是第三次分配，它的定位应当是补充国家二次分配的不足并培养社会的公益精神。”曹锦清表示。

“现代公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器，主要功能是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副作用。”杨平指出。

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许多本土公益实践却依然停留在传统善堂、善会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的慈善层面。在陶传进看来，这只是进入公益的第一道门槛。“从基于人情关系的传统邻里互助到出于同情为面临灾难的他人提供帮助是慈善的一个质变，从同情到尊重、平等和参与是公益慈善的又一个质变。”陶传进说。

陶传进认为，在公益事业中建立尊重、平等意识和参与感，形成平等对话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念的具体体现，而这需要以帮助受益方树立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前提，使他们变成能够独立思考、善于合作、有尊重他人和尊重社会规范的能力和意识的人，从而参与公共事务并非出于对政府的“依赖”或道德绑架，而是因为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是具备责任心的公民。

这种尊重、平等和参与理念，在庄伟的公益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抵达黄土高原的乡村小学时，周围十里八乡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都闻讯赶来与我们充分交流，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困惑、遇到的问题。许多乡政府、县政府很难找到真正的大专家扎根乡村解决问题，而社会组织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动用各方面的资源把专家带到乡村时，政府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他们需要的。我们很快就形成了合力，大家各自发挥优势和特长，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在这个统一行动的过程中，彼此是平等的。”庄伟回忆道，在与当地教育局局长、副局长和乡村小学校长畅谈时，他们坐在院子里，头顶有星空。

12月1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再提供2.5亿美元资金，支持全球研究、开发和公平分配抗击新冠肺炎和挽救生命所需的各类工具。“盖茨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捐赠了500亿美元。盖茨先生和巴菲特先生的目标是，随着自己财富的增长，未来将大部分财富都捐赠出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发展项目负责人郝睿禧说。

“美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广义上的公益行动，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有大型公益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智库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公益活动，尤其是大型公益基金会而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可表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作为很大、“触角”很长，在博物馆、公立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乃至公共卫生系统等方面都弥补了政府缺位，是美国国家成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是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相对较小的一个案例。在美国，政府治理、社会自治和市场运作三者之间是匹配的。而在我国，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许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和美国走着两种不同的道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表示。

杨平进一步指出：“制衡市场和政府是西方公益的价值观基础，而我国的公益实践必须走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的道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就是我国政府与公益机构合作的重要方式。“在我考察过的一个区，购买服务已经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中的常态，这让我慢慢乐观起来。”景跃进补充道。

相比美国，目前我国对公益慈善的范围界定依然较为狭窄。“我从2002年开始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也做了一些关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许多人不认为这些属于公益慈善。在通常的观念中，公益慈善就是筹款、捐款，志愿服务、扶贫等都不能包含在内，甚至潮汕的民间慈善都被排斥在公益慈善的范围外。我认为，这种排斥性会造成很大的思想禁锢。”杨团表示。

我国的本土公益实践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土公益理论的构建也亟待完善。“前几天，有一位老师请我帮忙推荐几位研究流动人口服务的学者，我没有想到人选。不久前，有一位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问我，有没有学者研究体育社会组织，我也没有想到人选。”在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健看来，我国当下的公益理论建设正处于“旧的体制尚未完全瓦解，新的体制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早期研究公益慈善的学者正在老去，而青年研究者还没有成长起来。

“公益慈善研究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学科非常众多的领域，在研究人员相对较少、需要研究的问题又相对较多的情况下，相应的研究就会被‘摊薄’。真正一流的人才、知名的学者都不会专门研究公益慈善，他们或许会发表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不会完全转行研究这个领域；现在基本上都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用各自学科的框架来分析公益慈善的问题，这就导致我国本土的公益理论相对较弱。”李健说。

对于我国本土公益理论的构建和完善，杨团建议，做有理论支撑的集群式研究。“要依靠群体、通过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的联盟，构建中国原理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此外，如果只有研究者、没有实践者，构建中国原理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也很难实现。无论是乡村教育的公益实践还是潮汕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都是可以丰富中华慈善文化理论的案例，这些案例也需要用中国原理支持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来进行阐释，经过数次这样的‘回合’，才有可能构建起中华慈善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