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部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湖北省积极探索和推进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迄今, 不少社区的“五社联动”实践都实现了较好的社区治理效果。
本文初步总结出其“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 即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突出型、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突出型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筹措突出型。
武汉市的一些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调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在社区“两委”的领导下,社会工作者对社区社会组织增能赋权,向其引入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助推其健康有序发展,促进了居民参与,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氛围。
武昌区东亭社区是个较为老旧的城市小区,一方面社区缺乏物业管理,环境卫生、安全、邻里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成为社区治理的难点和痛点;另一方面,居民自治的参与人数不足,参与动力不强,参与能力不够。该社区老年人比例高, 而这群老人中不乏文化精英。社区“两委”计划发挥社区老年文化精英的作用,建立“社区学校”,开展社区教育,探索走出居民自治困境之路。
驻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协助社区“两委”工作。首先,建立和发展社区学校,激活社区教育资源,满足居民学习成长的需求,凝聚人心,汇聚人气。历时3 年,社区学校的学员人数发展到1500 余人,班级44 个,涉及近20 个学科, 师资队伍扩大到36 人。其次,依托社区学校,建立“班长议事制”, 引导师生及社区居民理性表达意见、共同协商议事、解决公共纠纷, 为楼道卫生、文明养宠、小区停车难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再次, 为解决社区诸多问题,社区成立各个自治小分队,参与社区治理。如由退休老人组织起来的“七宝巡逻队”,每日在社区巡逻3 次,及时发现社区安全隐患,增强了社区治安维护的力量,保障了社区安全。如此,通过分阶式、滚动式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该社区目前共培育社区社会组织34 个,在居民邻里纠纷调解、治安巡逻、家园清洁、独居空巢老人关爱、社区儿童早教等社区生活诸方面广泛发挥作用,探索出富有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可见,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突出型“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 社会工作者深度融合的基础上,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带动或卷入其他要素参与, 增强社区治理效能。这种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开发社区资源,满足居民需求,以凝聚人心,进一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居民既是服务对象又是社区治理主体, 以组织化形式整体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促进社区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
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激发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社区治理力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社区社会组织越蓬勃发展,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效应就越强,社区越充满活力,社区治理才越能够可持续发展。
在武汉市的一些社区,志愿服务的社区传统基础好,居民奉献意识强,志愿服务型社会组织发育充分,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已经常态化乃至日常化,社区志愿者的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这在缺乏物业服务的老旧社区表现尤为明显。老旧社区的生活服务需求突出,但无物业公司响应,因而对社区志愿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也为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
武汉市汉阳区七里一村社区是一个没有物业公司的老旧社区,之前社区治安管理堪忧,社区公共设施破败,邻里扯皮多,民心不聚。该社区的另一个特点是社区自管党员多,“又红又专”的退休老军人社区参与较为突出。基于这种情况, 社区和社会工作者着力开发社区精神资源,大力倡导“红色革命”精神传统,一方面号召老党员和老红军为人民服务,持续发光发热;另一方面,实施志愿服务“时间银行”、积分兑换等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并逐步将零散的志愿者组织化、志愿活动制度化。
也就是说,在实施“五社联动” 项目过程中,该社区和社会工作者以社区志愿者为切入点,特别注重激发居民的社区志愿服务意识,继而培育志愿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 再带动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投入。历经时日,取得了可喜的社区治理效果。如该社区先后孵化培育了退伍老兵志愿服务队、“红牛社区维修队”、义务理发队等社区志愿服务组织,通过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动员引导广大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范围扩展到居民生活各方面,如社区公共设施或居家设施维修、社区扶危济困、便民利民、社区安全维护等。
可见,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突出型“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 社会工作者深度融合的基础上,社区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育,志愿服务参与制度化、组织化,夯实社区治理群众基础,再带动或卷入其他要素参与,增强社区治理效能。这种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借力社区精神文化资源,将其培育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精神,激发部分社区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化为社区治理主体,再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时间银行”等机制设计,逐级动员、引导更多社区居民更广泛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继而将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成为社区治理的有力抓手。
该社区志愿服务蓬勃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一是充分开发社区传统精神资源,二是社区与社会工作者通力合作,打造了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和“共享一小时”等社区项目,完善了社区志愿服务的长效激励机制。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通过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转化为或延伸链接公益慈善资源,参与社会治理。随着湖北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各社区若能充分挖掘下沉党员干部这一组织化程度较高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较多的志愿服务资源,则能为“五社联动”注入更强大的动力。
在武汉市的一些社区,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两委”的带领下,积极链接各种公益慈善资源,一方面通过挖掘社区居民潜能,促进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源公益慈善化;另一方面通过构建辖区各类生产生活主体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有效地弥补了社区治理资源的不足。在此过程中,向上向善、为公扶弱、共建共享的社区参与意识逐步深入人心, 公益慈善精神扎根社区。
洪山区保利心语西区社区注重发挥社区居民所长,推动人力资源公益慈善化。社区的社工机构依法筹建社区慈善基金,组织社区居民创作才艺作品(如剪纸艺术作品) 参与公益集市义卖。同时,基于该社区退休知识分子较多的社区资源特点,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合力打造“银龄学院”社区公益教育品牌项目,既对内服务于社区居民, 又对外积极对接培训市场,跨社区输出医学防疫、插花剪纸等培训课程。公益集市售卖所得资金和社区居民发挥所长承接外部培训所得酬劳等,皆尊重居民意愿部分或全部捐赠给社区,用于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或举办社区文化项目,以增强社区凝聚力。
汉阳区四新街梅林都汇社区则重点打造辖区商家、单位、居民共建共享的共同体,整合各类公益慈善资源,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如, 2020 年,社区与商家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完成37 万余元的爱心捐赠和一间“无人超市”的场地使用权捐赠,充实了社区公益慈善资源, 保障了辖区志愿服务“时间银行” 的积分兑换资源和线下兑换阵地基础。同时,商家和单位的产品和服务也经由公益兑换渠道进入社区居民生活,品牌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美誉度提升,对其形成良性反馈与正向激励。
可见,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筹措突出型“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 社会工作者深度融合的基础上,社区以积极盘活和开发公益慈善资源为着力点,将资源用于激发社区志愿服务、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五社”要素的联动,营造社区共同体,增进社区治理效果。这种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于遵守慈善法规定,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指导下,与慈善组织合作,社会工作者积极作为,链接、整合、活化社区居民和法人所有的资源,使其在来源和使用上都公益慈善化,改变以往社区服务过度依赖甚至仅依靠行政性资源的局面,弘扬慈善精神,建设社区慈善文化,增强社区治理活力。
从资源视角看,现代社区治理涉及资源动员及其配置和应用的过程,“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体现了其社区治理框架所扎根社区的资源基础各不相同,“五社联动”被撬动、启动、运转的着力点也不同。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突出型模式凸显的是社区居民组织化的力量;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突出型模式展现了集体精神的力量;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筹措突出型模式突出了社会资源的力量(社会资源当前主要体现为物质性资源和资金等,未来会拓展为包括信息、机会等)。与此对应,社区用于启动“五社联动”的主要资源是居民组织化的技术、社区精神文化资源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
尽管实践模式是多样化的, 但整体而言,武汉市各社区“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的优秀实践有三个共同特点,或者说武汉市“五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建设有三条规律可寻。
第一,如开篇所述,“五社联动” 是以社区和社会工作者两要素的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即在社区党委领导下,社区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服务居民等共同任务上思路互学、协同工作。
第二,在工作思路上,“五社联动”机制启动采取社区资源“扬长” 型,而非“补短”型。也就是说, 社区- 社会工作者嵌合行动,立足社区既有资源格局,因地制宜地发挥社区资源优势,以其为“五社联动” 突破点,先发动优势要素参与社区治理,再逐阶卷入其他要素,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由此走出有效且各有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第三,社会工作的专业思维充分发挥作用。所谓专业思维,既是指问题的解决方式具有专业特色, 如社会工作者总是倾向于以人为本、增权赋能的思路,而非用权力压制型思路来解决社区问题,又是指问题解决思路和方法导向社会效益更优化,如问题所涉各方更满意、解决效果更持久等。
“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多个模式中都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思路。这主要包括两点:一是组织化技术的应用。如在“五社联动”要素中,通过将个体散在的社区志愿者组织化,将社区社会组织多样化、扩张化,来对社区居民增权赋能,提升其社区参与能力, 增强社区凝聚力。二是机制化的思路,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兼顾,以及资源的短期获得与长期可持续供应的平衡。前者如各社区普遍运行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和公益积分兑换项目并发展成制度,为居民参与提供可持续动力。后者如在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开发上,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由此前主要向驻地单位或企业、商家单方面要求捐资捐物支持社区发展,转变为既开发社区非组织化的居民资源、多元化公益慈善资源来源,又在与驻社区单位、企业或商家合作中注重寻找利益共同点,开发多方合作共赢的社区公益慈善合作方式。
“五社联动”参与社区治理行动框架是一个既内含理论思考又包括实践意涵的体系。理论是抽象的、一般化的、开放的,而实践是具体的、情境性的、持续拓展的。理论被实践推动发展,也要求被置于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总体来说, 一方面,湖北省的“五社联动”有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且尚处在初步探索期,未来必将经历一个持续发展期;另一方面,“五社联动”作为一种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新探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我们有意识地、创新性地、专业性地去寻求调动社区内部和外部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五社”要素相互连接、目标一致、协同行动,创建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让社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湖北省民政厅“五社联动与社区治理”课题组供稿,作者为执笔人)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1年4月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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