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我们需要充分再认识中国公益的责任和品格 - 广州公益网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创始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亟需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他在与《南风窗》的对话中提出，如今公益界有两种需要警惕的倾向：一是过度企业化，过分强调短期效率和数字指标的重要性；二是过度行政化，以行政组织的标准规范公益组织的合规性与程序正确。

“我们需要充分再认识中国公益的责任和品格，一定要给予公益慈善更好的保护和激励，让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感到被尊重、有荣耀，而不是畏手畏脚、谨小慎微。”王振耀提出，应以“以善促善”为根本准则，推动公益从少数人的道德标榜转变为大众广泛参与的道德实践。通过降低参与门槛、保障从业者尊严与合理回报，真正激发公益事业调节社会矛盾、服务民生需求的核心价值。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南风窗”，原标题为“‘历来不抱怨’，王振耀再谈公益责任”。作者：姚远，编辑：吴擎。文内配图均来自原文。

这位发丝斑白的长者，对自己余下的事业生涯、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始终怀抱热烈的希望，愿意给予大声的赞许。

采访开始前，他刚刚结束一场会议，在会客室撞见一个来商讨公益项目设计方案的年轻男孩。他站定与男孩对话，简单了解情况后，便声色昂扬地赞赏他“有闯劲、能干事”。直到一个半小时后采访结束，他情绪始终丰沛，笑容始终洋溢在嘴角眉梢。

王振耀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问题所在，拎得清、看得准，“历来不抱怨”。无论过去在民政部任救灾救济司司长，还是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一直秉持一条行事原则：“不要简单停留于批判和埋怨。”

“看见问题，归纳反思，寻找解决方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王振耀说，“公益慈善界更应该如此，承担来自各方的矛盾，去调节、缓和。”

广博的社会之中，蕴藏着与政治和商业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王振耀认为，所谓拓展公益的边界，就是要让更多普通人愿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让公益成为一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道德实践，而非少数人的道德标榜。如何降低做公益的道德门槛，卸下人们的思想包袱，这亟须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

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运行逻辑与政治、商业的逻辑迥然不同，不能粗暴类比。王振耀发现，如今公益界有两种需要警惕的倾向，一种是过度企业化，过分强调短期效率和数字指标的重要性，另一种是过度行政化，以行政组织的标准规范公益组织的合规性与程序正确。

在他看来，无论技术和平台如何变化，公益界的行事准则永远应当是“以善促善”——这是一种更社会化的逻辑、一种更富家国情怀的选择、一种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

南风窗：你一直在呼吁，社会服务业需要再工业化，企业也需要再社会化，并频频提及一个概念，“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意涵是什么？

王振耀：原来我们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企业捐款。捐款固然是好事，但和我们如今所倡导的“社会企业”有所不同。捐款是简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而所谓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更高性价比的商品服务、更完善的员工福利等等。

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胖东来主动规划招聘岗位面向刑释人员，这就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企业的胸怀。现在一些企业拼命内卷，降价竞争，简单认定自己要发展好，别人就都得坏。而在社会化的逻辑下，一个企业不仅自己发展得好，还能促进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好，企业的经营战略与促进社会发展高度融合在一起，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王振耀：企业没法直接和老百姓建立密切的联系，比如救灾，让企业直接参与救灾，他们没经验，不知道灾区需要什么，也很难做到专业化。而公益组织的责任，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具体需求和企业、政府之间架起桥梁。

公益组织可以深入城乡社区，去了解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理解当地的公共政策，然后转化成行之有效的公益项目，提供给企业。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就是去真正地了解、去实际地创造，而不是埋着头只管说一套空泛的理论，干什么都对不上号。

王振耀：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缺乏相应的社会化机制，缺少社会化要素的介入，我们往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变得很吃力，不协调、不平衡的一面会更突出、放大。

例如，企业的社会化不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内卷，内卷又反过来抑制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公益组织的社会化不足，会导致生活服务业发展缓慢，难以向企业和社会赋能。

尽管已经有企业和组织走在了社会化的前列，可这些企业和组织依然是少数，是例外，他们的实践经验尚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我们知识界应该率先跟上，去观察、记录和分析这些先行者的经验，促成更有利于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成长的环境氛围。

南风窗：我们的记者在各自的采访中发现，目前中国公益事业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一些传统的公益机构和品牌面临着筹款窘境，经济下行，企业捐款收窄，有的企业“只愿意做自己的基金会”。而另一部分机构和基金会资金充沛，甚至“不知道花在哪儿”。当下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分布态势？未来公益界可能会是“赢家通吃”的局面吗？

王振耀：我认为公益慈善界不会鼓励“赢家通吃”。诚然，这一现象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中屡屡出现，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特殊，我们的就业客观上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大多数人并非仰赖大企业谋生，更多依托于家庭。

中国有个词，西方人很难翻译，叫作“家国情怀”。中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理念天然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赢家通吃”，无论企业如何壮大，我们都不能让数量上占更多数的家庭组织破产。因此弊端一旦显露，政府和社会就会采取行动。

不过客观来讲，这种趋势确实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一家企业想捐款但找不到合适的项目，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战略，和大家更充分地联合起来？企业的公益捐款如果没有产生社会效益，所投资的社会资本没有得到增值，这也不算成功。另一方面，我们公益组织提供了哪些好的平台和项目？主动与企业联系了没有？对项目做了哪些分析评估？

这其中也有我们专家学者的责任，我们应当帮助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彼此更加了解。无论如何，心怀家国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公益项目一定会得到政府支持，也会为大众所拥护、参与。

南风窗：在我们记者的采访中，某基金会创始人说，目前中国公益不缺钱，“缺的是好项目，是行之有效的项目与方法”。在你看来，一个有效的公益项目应该符合哪些标准？

王振耀：好的公益项目一定构建了完整的链条机制，它一定是融入社会和周围环境的。好项目不是简单的一家机构就可以完成的，它要了解政府公共政策的方向和公共服务的不足，考虑社会的真实需求，把各方力量链接起来，不停往外扩展影响力。

好项目一定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参与比较多的。如果其他人都没法参与，只是项目主导者一个劲儿说自己做得如何好—公益界如果只比较谁比谁好，这个苗头就必须警惕了。我们不是要比谁更好，而应该坐在一起交流，这个项目成功在哪？大家能不能合作？好的公益项目应该敞开胸怀，让更多人各展所长。

南风窗：“有效性”是如今公益项目的硬性评价标准，对公益项目的有效性评估也愈发流行，用一套科学的方法将工作效果总结成一个个具体的数字。一些声音担心假如过于强调“有效性”，是否会导致资源向某一领域集中的倾向？比如，公共健康项目的成效更立竿见影，而教育项目见效更缓慢、难以观测？

王振耀：我们公益界现在的确存在两个需要警惕的倾向，其中之一就是你说的这种：过于简单地引进企业数字化评估的方法，去观测公益项目的施行效果。

在经济增长阶段，采用这种评估方法当然可以，但这个倾向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只有这个才是金科玉律。有的企业家刚刚步入公益界，很容易会有这种倾向，过分执着于这笔捐款在短期内救治了多少病人、救助了多少灾民。

然而更好的公益项目，要看它影响力的长久性、可持续性，要看它是否解决了政府不好办的事儿、企业家不好办的事儿、大众也不好办的事儿。我们一直说，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资助的最成功的公益项目，是协和医院、协和医科大学，历时百余年，医救了无数人。公益界应该更看重项目长远的影响力，而不是被企业思维影响，过分执着于短期的、立竿见影的指标。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倾向，是把合规、公开透明的重要性看得太过极端，到了只求程序正确而不求结果如何的地步。

王振耀：程序绝对化，甚至加码，大家都讲究这个，讲究到违反常识的地步，反而把结果忽略了。甚至有些媒体记者也认为，公益组织的每一张发票都应该发在网上晒一晒，这可能吗？欧美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如今公益界恰恰需要的是尊严和隐私。国内将近一万个基金会，绝大部分是非公募的，是私人捐款，捐款的初心和起点是富人和企业家回报社会的善心。假如再给这些非公募基金会提各种要求，这不行，那不行，设计捐赠项目必须备案审批，规则相当复杂，捐个款反而像是犯了法，这种风气我个人觉得是很可怕的。

再比如，救助一个病人，程序正确要求必须甄别他的收入状况、家中是否有其他资产。政府对低保对象的管理当然必须遵从类似标准、严格甄别，而就公益慈善来说，很多救助是临时的、应急的，比如火灾中的烧伤病人。假如恪守程序正确，公益慈善很难发挥其灵活性。况且，这些私人善款，没有充分理由要像政府的公共财政一样被严苛审查。

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再认识中国公益的责任和品格，一定要给予公益慈善更好的保护和激励，让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感到被尊重、有荣耀，而不是畏手畏脚、谨小慎微。

南风窗：如今普罗大众对公益事业和公益人依然有着极致化的道德要求，要求对方必须做纯粹的善事。

王振耀：太对了，这正是我2010年离开民政部，想来社会上倡导的一个方面。我在世界各地问过不少公益人士的工资收入，问得外国人都烦了，说“你怎么老问这个？”对他们来说，公益就是一份职业，公益行业的普通从业者的工资标准，和其他企业普通员工是一样的，不过公益组织负责人的工资不能太高，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公益人不应该有正常的收入，这个想法一定要纠偏。传统观念中，行善者必须完美无缺，必须摒弃七情六欲，倘若这样，公益事业永远发展不起来。十几年过去，我们公益界依然存在这种观念障碍，导致公益从业人员长期停留在千把万人。我国14亿人的规模体量，公益从业者要达5000万人左右才妥当。

我认为全社会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用一种更现代的理念、同时尊重中华文明内涵的修养，去重新认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南风窗：说到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过去十几年来，政府部门对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转变过程？

王振耀：对此，我是亲身经历者。2004年，党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支持慈善事业，2005年民政部制定《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设立中华慈善奖。那时我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当时部里办这几件事，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社会共识：公益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印象很深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应急款拿了360亿，老百姓民间捐赠了760亿，这让所有人直观看见，原来社会的力量这么强大。政府一直对慈善力量有很高的期盼，当下很多社会问题，都需要慈善力量参与解决。比如大学生就业，社会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大蓄水池，国外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先在社会组织工作几年，了解社会的状况、苦处，建立使命感，再进入其他行业工作。

如果我们还是只把公益当作道德标杆，方向就错了。公益是一份职业，它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对从业者有较高的道德要求，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得变成道德楷模。

更重要的是，公益应当成为一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道德实践，让普通人都可以做、愿意做，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如果道德门槛设置得太高，其实就违背了现代慈善的原意。

南风窗：如果我们希望拓展公益的边界，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王振耀：首先要在舆论上倡导起来，把慈善法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今还存在不少缺乏常识的行为，比如把慈善的管理标准企业化，甚至行政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就脱离群众了。

与此同时，我觉得恐怕还亟须把社区慈善当作一件真正的大事儿去推动。在公益慈善事业更发达的欧美国家，钱大都捐在社区、花在社区。谁家生了大病、遇见困难，直接在社区内部发动捐款，邻里之间本来彼此了解，也造不了假。

如果无法落实到社区，慈善就是在空中飘着的风筝。现在中小学生寒暑假要求参与志愿服务，开具志愿服务证明上交学校，有些家庭都不知道去哪开，还要花钱去买。当时网上有人说要打击学校强制志愿服务的要求，我坚决反对。公益慈善没有落实到社区，这才是症结，才是当务之急。

王振耀：例如慈善组织和行政机构的组织同构化，具体表现就是上面我说的，救助标准的同构化、管理标准的同构化，对公益组织的行为要求与政府类似，对程序正确、公开透明的极致化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公益慈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领域，它的运行逻辑和行政领域或商业领域都不一样。

我认为，公益界的行事准则应当坚持“以善促善”，应当要更宽容、更包容，如此方能动员更广大的社会力量，弥补商业社会和行政体制的既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