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浙江慈善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
“善家传承”，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提出。这个命题好，有渊源、有意涵、有创新，还有法理（《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善”的内涵丰富，慈善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纵观历史，慈善是优良家风传承永恒的脉动。
笔者姓叶，从流传广泛的《叶氏家训》说起：
……
百行之本，首在伦常，孝亲事长，必敬必莊，
姻睦任恤，诚信是将，行之有常，物望孚乡，
礼义廉耻，立身大防，张此四维，荣逾冠裳，
国犹家也，为栋为樑，扶危定倾，美济忠良。
这篇家训明显地渊源于《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用乡学的三项教学内容教导百姓，即六种品德、六种行动、六种技能。其中六种行为就是对父母孝顺、与兄弟友爱、与亲族和睦、与亲戚密切、对朋友有信用、肯于救助贫困的人。“恤”是古代慈善的一种表述。
这里说明，儒家经典是古代家风传承的重要根据，“六德、六行、六艺”对后代家训、家规影响很大，而慈善是优良家风的题中应有之义。家风中的慈善传统，是永恒的美好，不变的脉动，长远的追求。慈善也最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优良家风传承倡导善于积善，与人为善，时时行善，处处施善。真是“仁”心所向，永恒绵延。南怀瑾先生说：“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枭雄，对自己的儿子作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易经杂说》）。
传统家训文化重于劝导行善，充满救难怜贫、体孤恤寡的慈善理念，具有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天下第一家训”康熙皇帝《庭训格言》中训诫皇子说：“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清代徽商鲍志道经商成功之后，注重行善和慈善家风家训的传承。他与儿子鲍漱芳双双被列为中华慈善博物馆一共只有68席的“古代慈善人物”；儿子鲍漱芳、孙子鲍钧双双受皇帝圣旨牌坊“乐善好施坊”褒扬。
优良的慈善家风传统，优良在何处？值得我们研究、探寻，以期给当今慈善家风建设启示和借鉴。笔者认为有四大特点。
优良慈善家风传承，一个突出的优点是言传身教，知行合一。 “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一方面，通过劝善的载体，包括家训家规家书和专题诗文，还有面命耳提，教化、规范慈善；另一方面，又带头践行，实施慈善的举措。仁心义路，善行善哉！
从宣传劝导行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大奇观”，一个是卷帙浩繁的“善书”，一个是千村万落的“乡约”，还有一个便是百姓万家的“家训”。三者基本上都具有劝导、规约“修己安人”的功能，与慈善有天然的关系，相辅相成，对古代慈善形成强大的宣传推动力。仅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世家训经典》一书，即精选、汇编了两千多年来富有影响的400多位作者的2000多篇家训作品。“其人物涉及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时代贤达等士农工商医艺各阶层人士。”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明代袁了凡作著名的《了凡四训》，阐明忠孝仁义、诸善奉行以及立身处世之学，其实是为训导儿子袁俨而作的家训；袁了凡父亲袁仁作《庭帏杂录》，是中国家训发展史上一部在形式上极具特色的家训；而袁仁之前，袁氏家族就有醇厚的家学渊源，袁仁的祖父袁颢专为子孙撰写了《袁氏家训》，提倡救世济人、积德累善。
可贵的是，慈善家风的倡导者，往往不是空头说教，而是身体力行，言行相顾，遵循孔子的告诫：“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君子以说了而做不到为可耻。）史上留下他们许多慈善行踪事迹。本文列举的家训作者，无不如此。袁了凡家族上下几代人形成了行善的传统，他本人更是明代著名慈善家，被中国慈善博物馆列为“中国古代慈善人物。”
与袁了凡一样，既有著名家训传世，又被列为“中国古代慈善人物”竟有十几位之多，包括作《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的范仲淹、作《朱熹家训》的朱熹、作《真德秀家训》的真德秀、作《吕氏家训》的吕坤、作《十无益诗》的林则徐、作《乔氏家训》的乔致庸……真是言行一致，名不虚传。
传统家训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子治家格言》，其作者朱柏庐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父亲去世时，朱柏庐才十八九岁，生活稍有改善，带领族人共同购置祭祀祖先的祭田与资助贫穷宗亲的义田。
儒家主张知行合一，古代家庭、家族慈善教育重在言传与身教的结合。一方面，要“知德”，提高道德修养；另一方面要“行德”，重视道德实践。
历史学家葛兆光说，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中国的自我或特色？从家庭、家族生发出的国家秩序，奠基于伦理秩序基础之上，这一特征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中国文化讲义》）葛兆光的这个分析结论是基于他十分看重的历史研究一个分类方法——美国社会学者雷德斐尔德在1956年提出来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别。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属于少数上层文化人的文化传统，叫作“大传统”;还有一种属于一般民众的文化传统，就是“小传统”。中国民俗学分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新的精辟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可以说，“贯通”，是“木欣欣以向荣”；“融通”，是“泉涓涓而始流”。
从伦理角度说，大传统就是国家伦理，小传统就是民间伦理。慈善在本质上说是民间的。优良传统慈善家风，正是把慈善文化的“主流”的思想、经典的理论、国家伦理与民间的伦理价值观念结合进来。一方面，慈善家风传承，以孔子仁爱思想作为基石的儒家慈善理念为指针，有的兼顾“三教虽殊，劝善义一”的传统，吸收道家、佛家的慈善理念。归结成一句话，就是陶渊明家书《与子俨等书》中提出的“《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树立即使一时不能达到也要努力奔赴的慈善高标。
另一方面，与实际结合，更多地用百姓观念、贴族人习惯、接民间地气，在祛除民间庸俗观念的同时，表达民间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例如，被誉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的家训经典之作《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作为一介儒生，通篇贯穿儒家精神；同时，如史学大家范文澜所说：“《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中国通史简编》）“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像《朱子家训》这样表述慈善也是很“民间”、很通俗。
从慈善的动机来看，优良的慈善家风体现出可贵的慈善情怀。儒家的“仁者爱人”、“修己安人”以及道家的“周穷救急”、“乐善好施”，佛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理念在家训家规中多有体现。王阳明家书：“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陈继儒《安得长者言》：“盖洁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士君子尽心利济，使海内人少他不得，则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慈善家风传承中，这类慈善箴言，俯拾皆是，情怀真切，境界高远。
同时，家训家规家书中，较多地宣传了“积福”的思想。《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句，成为古代家训中的高频句子。行善积德，传家之根本。他们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因必得善果。心存善念，做到积德行善，会福泽子孙，庇佑后代。“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钱氏家训》）“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陈继儒《安得长者言》）有学者认为，善恶报应观是古代社会重要道德载体，其主旨在于止恶劝善、净化社会，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心理需要（见刘道超《中国善恶报应习俗》）。
大传统与小传统交汇的意义在于，慈善的理想性与行善的现实性相结合。易中天教授说：“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也不能不讲超越性。只讲可能性,不讲超越性,就没有道德;只讲超越性，不讲可能性,就不是道德。”（《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劝善，既要讲大道理，也要讲小道理。
这启示我们，要不断提升为善利他的自觉性，强化社会责任感，提升精神境界，树立慈善情怀，弘扬大爱精神。同时，要客观地理解道德建设的层次性，而提出道德对人们慈善行为调节的不同要求。
宫蒲光会长说：“中国慈善的底层逻辑是儒家文化仁者爱人和差序格局。”一般研究认为，孔孟的仁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一种“差等”的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的命题,揭示由于亲缘、地缘、经济、政治、知识文化等因素形成的人际亲疏关系，也反映了在儒家纲常伦理观念下形成的家族慈善的普遍规律。传统家训家规慈善方面基本上是按“爱有差等”作出“规范”的。首先从个人尽孝开始，“百善孝为先”；然后由内向外延伸，倡导家族“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缓急相资,有无相济。”因而，在传统慈善中，家族慈善或许最为体现“差序格局”。
同时，我们看到历史上提倡慈善家风也不局限于“差等”，在不少境遇下，向平等延伸，体现博爱，这是十分可贵的。
从孔氏本身来说，其家风历来崇德尚仁。孔子第63代孙孔尚贤作《孔氏祖训箴规》。孔子第64世孙孔胤植，在1640年山东发生灾荒，瘟疫肆虐、百姓流离失所时，奏请免除粮税，并出钱物救济灾民，先后救活了数千人，他用“大慈善”的实际行动，实践了祖先“仁爱”的思想。
明代陈继儒是家训《安得长者言》作者，又写过流传甚广的《好人歌》。晚年悠然自得于隐居生活，而不忘却百姓之疾苦。万历十五年，松江遭受特大洪灾，万历三十六年，松江屡次发生灾荒，十室九空。陈继儒发起救援行动，许多义士也参与其中。他的《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复陶太守救荒书》等体现了他一片真切的恤民之心!
此类体现“平等”之爱的案例不胜枚举，上述列入“古代慈善人物”著名家训作者更不用说了。由扶助族亲、和待乡曲到周恤贫困，以至于博施济众，优良传统家风影响下的慈善，反作用于民风世风，对敦风正俗产生深远影响。
康晓光教授说：“仁不同于博爱，仁爱蕴涵了博爱。”儒家由“仁爱”而“博爱”，通过“推己及人”，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境界。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与“差序格局”相映成趣的是，19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提出“道德圈”（moral circle）理论。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被称之为“扩展之圈”。
慈善事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定是眼光逐渐趋平、对象逐渐趋众、外延逐渐趋广、方法逐渐趋新。这是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发展逻辑。傅昌波教授对“家族慈善”作了新的定义：“所谓家族慈善是指家族将其私有资源捐赠用于公共目的，以家族、家族成员或家族企业字号命名慈善机构或慈善项目，且家族成员深度参与慈善事务的行为。”这是符合发展逻辑、体现与时俱进的。
吕洪业的《中国古代慈善简史》认为:“古代慈善历经上千年发展，薪火相传，呈现出稳定的传承性。慈善形式和慈善内容都是变化缓慢。”应该说，传统慈善在缓慢发展；虽然缓慢，但保持了发展。优良慈善家风传承中，传承间促进发展，稳定中蕴含创新。
“救荒不患无奇策，只患无真心，真心即奇策也。”（陈继儒《安得长者言》）的确，慈善只要有真心，必能产生实际所需要的新法良方。
这里举几个慈善家风传承推动的、在历史上影响力极大的慈善创新现象：
其一，从空间拓展到时间传递。空间上拓展已在上一部分叙述。时间上传递，就是家族的善财传承。傅昌波教授说：“家族传承最重要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要实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大力培育家族善财传承至关重要。”
家族慈善在时间上传递，是一个重大突破、重大创新。其“代表作”是宋代范仲淹的义庄。义庄案例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其慈善史上意义在于，义庄有人有规、有章有法，持续了八百多年，被研究范氏义庄的汉学家将其定义为“一个以宗族名义持有的信托财产”。成了中国历史上慈善信托的标志性事件，对后世家族慈善产生重大影响。
其二，由个体行善到社团慈善。宫蒲光会长说，社团慈善伴随着明中期民间社团的兴起而产生与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江南同善会盛极一时，高攀龙组织的无锡同善会、陈正龙组织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社团慈善作为民间慈善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古代慈善事业组织化、大众化的萌芽。优良慈善家风传承，与社团慈善开展相辅相成。宫蒲光会长提到的高攀龙、陈龙正二人，恰恰也都重视慈善家风建设。高攀龙著有家训《高子遗书》，他提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 陈龙正著有《家矩》，劝导“积德行善 秉义守正”。
其三，由狭义慈善到广义慈善。中国传统慈善在近代向现代公益发展。“张謇作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生平成就三件传世嘉业：实业、教育、慈善。”（叶沈良《张謇的慈善传承》）张謇可以说是中国慈善家风传承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一方面，张謇的优秀品质源自于父母的教诲，张謇能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慈善事业，与其仁厚和睦、一心向善的家风有关，这在张謇的著作中多有记载；另一方面，对后代言传身教，他将汉、宋之间7位古人诫子名言，编辑成《家诫》，恭恭敬敬地用正楷书写，镌刻在石屏上，立于庭院，教育子孙后代。资中筠教授指出：“公益事业，在中国也非始自今日，而是百年前就已开始。……张謇是最早的新型企业家兼慈善家。”
另一位企业家兼慈善家清代张士林，着力培植“以义制利，急公好义”的家风和经商之风。除了社会行善，张士林的仁义还体现在对员工的关爱上。当时晋商创设了一种人性化的员工激励机制——顶身股制，即员工凭借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商号的股份。到了张士林这一代，他光大了这一“传统”，规定凡是拥有十份顶身股的员工，只要在职就可以参与每期分红，而且不但退休后可以继续领取，即便身故，家人也可以代领三年的“故身股”。这种慈善传承、创新，几乎属于当代学者提出的“善经济”了。
慈善家风建设传承、家族慈善发展创新，对传统慈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应本文的开头，谨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慈善总会家风传承与慈善信托委员会总干事傅昌波的话作为结束语——
善财应善用，善作方善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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