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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依然记得她第一年到深圳打工的情形，那年，她给家里打电话，想用自己赚的钱回家上学，但被家人拒绝了。此后，朱朱在深圳打了20年工，生活依旧艰难，但她在一家名为“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的机构找到了一些安慰，在绿色蔷薇组织的舞台剧上，朱朱把自己的真实经历演了出来：辍学、流产、无休止的体力活。后来，朱朱成了这家机构的志愿者，一起去帮助更多女工。 但是，就如许多一线公益机构一样，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在疫情中遭遇了巨大的财务困境，他们面临关门的风险。
▲ 朱朱在表演戏剧 绿色蔷薇负责人丁丽7月上旬发帖称，该机构在疫情中失去了大部分资金，从年初至今管理团队已经垫付了10万元，“我的姐妹同事们说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承担，即便现在每月扣完社保，每个同事只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维持简单生计，我们也想让机构存活下去，但我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丁丽是幸运的，朱朱们也是幸运的，绿色蔷薇的筹款文章打动了许多网友，截至7月11日，逾两万网友为之捐了56万余元，项目筹款进度已超97%。 但是，更多公益机构仍深陷财务困境，他们在上半年里用尽办法修补断裂的现金流，并采取降薪、裁员、变“线下服务”为“网络化生存”等方式积极自救，但机构财务状况仍一步步滑向崩溃的边缘。《中国发展简报》的行业调查指出，有近15%的公益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 今年第三季度是许多公益机构的生死时刻，或有大批一线公益机构从此消失。 1 欠租 在疫情影响下，南京一家提供心智障碍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 （下文简称A机构） 一度没钱交租。 6月初，A机构收到一份场地追款通知函，上面写着已经拖欠对方从5月1日到7月31日的租金，共计7万余元，“如若逾期不缴纳欠款，不保证能正常经营”。另外，A机构负责人表示，到6月底，机构全职员工（3人）已经有2个月工资没发。
A机构是一家专注于构建公益融合平台的公益组织，于2016年在长三角某市注册成立，为唐氏综合征、自闭症等特别人群搭建艺术融合教室，提供庇护性就业岗位。 A机构在当地商场有一个集阅读、品茗、咖啡于一体的咖啡吧，既为成年残障人士提供行为习惯培养、职业技能培训，也为残障儿童提供绘画、合唱、舞蹈、篮球、足球等一系列艺体类活动。上述通知函出自商场管理方。 去年腾讯“99公益日”，某基金会联合近百家公益机构 （包括A机构） 发起联合筹款项目，用于帮助心智障碍患者，最终项目筹款超过1000多万。据A机构负责人的说法，该机构筹款超过100万。 按这一联合筹款项目的设计，各服务机构筹集的款项主要用于线下的服务、活动，但在疫情影响下，原定的线下服务、活动大多无法正常开展，导致项目执行进度缓慢，公募基金会的拨付也相应滞后。“正常应该在四五月拨款，大概会有几十万。”A机构负责人说。 事实上，99公益日的筹款未能及时到账，只是A机构现金流断裂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A机构租用场地的各项开支也不便宜（一季度租金逾7万元），而疫情期间又无法正常经营，导致机构入不敷出。 一位熟悉心智障碍康复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此类机构多是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有些机构在政府提供的免费场地开展活动，目前尚能维持，但也有不少机构是租用商业场地的，他们的境况有点像不能开张的电影院、民办幼儿园，一边支付着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员工资，一边苦盼着疫情管制解除，疫情期间的每一天都处于“失血”的状态。 6月中旬，A机构一度网上发文求助，这样的悲壮之举让他们获得了一笔借款，暂时解决了5到7月租金。但7月之后的租金，以及员工的工资仍然没有着落。近日，A机构正积极与合作的公募基金会沟通，看能否将原定的线下服务、活动的工作量折算成线上服务，并给已经完成进度的机构先拨款，同时A机构也在努力寻求与当地企业、政府合作，看能否获得新项目。 据最新消息，A机构目前已经得到基金会的支持，资金拨付申请已在推进中，各相关方均在协助这家机构渡过难关。 但是，A机构的困难显然不是个例，许多没有得到支持的机构依然举步维艰。 2 开张无望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的财务情况比A机构稍好，但疫情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6月中旬于北京丰台爆发的疫情，彻底打乱了利智康复中心的节奏，他们刚准备全面复工，就一下进入了更严峻的“战时管理状态”，重启线下服务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机构负责人冯璐打听到一个悲观的消息：当地的心智障碍康复机构，年内都无望开张了。 冯璐说，机构缺发了今年二月份的工资，并从五月起，员工工资只发70%，即便如此，每月超过17万元的人力成本依然给她带来巨大的压力。略为幸运的是，他们租用了一家国营企业的场地，场地方免除了他们疫情期间的部分租金，否则，利智康复中心的现金流已经断裂。 即便如此，目前利智康复中心的财务情况依然入不敷出。冯璐说，机构的收入来源有三部分，收费服务、基金会资助和政府补贴各占40%、40%、20%（大约数），目前，收费服务因疫情缘故遭到断崖式下滑，“部分政府补贴正逐渐向支持线上服务过渡，一些基金会的项目执行方式也部分调整为线上服务，但这无法和疫情前相比。” 利智康复中心目前全力自救，他们开发了多种线上收费服务，以期找到一条网络化生存的道路。线上服务的拓展为利智康复中心带来了更广的客源，这家之前只服务北京家庭的机构，目前有了东北、新疆、广西等地的客户。冯璐说，疫情打乱了很多原有的安排和计划，但线上服务依然可行，“不能让心智障碍者隔绝在数字化时代之外。” 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总干事李红说，疫情的反复让特殊儿童康复机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北京的机构刚恢复了几天，就又不能开了，要是疫情再持续两个月，预计有一批机构熬不住要关门。” 李红观察到，不少机构在努力开发线上业务，如一对一线上的康复辅导，线上志愿者陪伴等，但线上业务只是权宜之计，特殊人群康复行业仍深度依赖线下的服务场景。在李红看来，一家特殊康复机构最宝贵的财产是资深教师，“现在当务之急是留住教师，不要让他们流失了。” 李红建议，有志于支持行业发展的平台、头部组织应该结合当下“后疫情期”常态化的社会服务需求，发挥行业引导和担当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我们需要更加灵活多元的支持，让社会组织生存下来，留住专业人才，创新服务内容。” 3 员工持续流失 事实上，不独特殊人群康复行业，大多数需要在线下开展活动的一线公益机构的财务状况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广州一家社工机构 （以下称C机构） 自疫情来员工持续流失，目前全职员工仅余两人 （包括创始人） 。 C机构是一家为困境儿童提供公益阅读和公益教育服务的社工机构，包括到偏远地区建公益图书馆，或者到社区组织儿童参加公益游学活动。这家社工机构2014年注册成立，一直以来小本经营，过去两年每年筹款额在100万左右，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政府和公众筹款，其中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疫情发生后，C机构的项目全部停止，今年第一季度几乎没有收入，机构现金流十分紧张。至3月底，广州疫情相对稳定，C机构才接到今年第一个能“回血”的项目——为困境儿童派发防疫包和电脑，帮助他们上网课。该项目由2家企业和1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支持，给C机构20万元的项目资金，但按照负责人的说法，除去项目执行的硬成本，这些资金也仅够帮助机构维持运转到6月份。 在目前“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政府采购服务与大基金会资助的预算能否维持原有规模，乃至于加大支持力度，成为了许多一线公益机构能否活下去的关键。 4 15%服务型机构难以为继 5月下旬，“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国内服务型公益机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采购服务，而国内基金会资助和众筹收入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该报告称：“政府采购服务和国内基金会资助的变化对服务型公益机构的资金影响起决定作用。” 这份《报告》对来自全国范围内433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重在调查一线“服务型公益机构”在疫情下的生存状况，发现有超过49%的机构属于“中度负面影响”，即机构面临不少困难，但还能坚持；超过26%的机构影响较小，即机构面临一些困难，但工作基本正常；但其中有近15%的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
《报告》主创人员、中国发展简报执行主任刘忠亮说，疫情对一线公益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项目、资金、外部环境变坏等几方面。“在项目方面主要表现为不能进入社区开展项目活动，目标群体的参与和配合度下降；同时，新的筹资机会变少了，疫情使机构运作成本超出原有预算，再者，志愿者招募不了也是一个大问题。”
另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机构针对民间组织发起了网络问卷调查，民办公益机构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去年同期比，45.4%的“民办非企业”表示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7.7%表示没有变化，仅16.9%表示有所增加。 刘忠亮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小型服务型公益组织影响尤为严重，而他同样也作出了悲观的预测： “2021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捐赠的锐减，将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公益产生‘波纹式打击’（指波纹效应，俗称“一石激起千层浪”）。” 事实上，新冠疫情对公益机构的冲击是一个全球现象。早于今年3月，美国一个私人的顾问公司就已经调查了大概400多家非营利组织，93%的回应者认为疫情会对他们服务的部门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超过一半的受访机构计划做组织的精简或裁员；接近20%的非营利组织表示，他们已经准备要裁员，减少员工雇佣。 5 社会福利倒退十年？ 若有大批一线中小型公益机构倒闭，现有的社会福利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倒退，这样的倒退也许是不可逆的。相当大范围的困难群体或面临更大的困境。事实上，自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民间公益事业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期，民间公益已经成为社会福利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如今，这个新兴的福利体系有坍塌的危险。以特殊人群康复行业为例，许多自闭症家庭、或家中有残障成员的家庭事实上相当依赖民间公益机构，若要他们独自照料并提供专业服务，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冯璐说，疫情期间，被隔离在家的生活让许多心智障碍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她经常会接到心智障碍者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自主生活中心住？”，“咱们什么时候去夏令营？” 如果他们能在线下得到与社会融合和社交的机会，家长也就能得到喘息和放松。 许多一线公益机构人数在30人以下，其中不少机构不足10人，平时毫不起眼，但他们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若堵塞、坏死，将给人体肌理造成很大的伤害。 今年第三季度是一线公益机构的生死时刻。大量腰部以下机构愈发举步维艰，不少机构负责人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再这么下去我就把机构关了。” 将于7月14-15日召开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也因为疫情影响，变成一次纯线上的行业会议。这届主题为“同舟共济，向阳而生”。峰会除了探讨战疫中的互联网公益力量外，公益机构的生存状况也不可避免成为热议话题：疫情的连番冲击，公益机构如何度过难关？经过战疫实践，公益组织如何在互联网等技术的助力下加快自我进化，不断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和执行效率，建立并巩固与施益方和受益方的信任连接，这些话题已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为帮助这些现金流告急的公益机构渡过难关，美国福特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等五家基金会6月11日联合宣布，将筹集17亿美元的新增资金，重点资助全球范围内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公益机构。 危机当前，有远见的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政府官员是时候站出来了。 来源：公益资本论 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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