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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导员“肥仔”和防艾社工在一起 “防艾关爱”，说了很多年，可如今离真正“接纳”仍十分遥远。提及艾滋病时的恐惧，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抗拒”，都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所幸，还是有一群人，他们走近感染者，走进他们的心灵，给他们支持与信心，并为他们链接政策资源，帮助其融入社会。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正因为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愿意努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防艾社工 “第一次与感染者同桌吃饭很恐惧” “我的工作和普通社工不一样，我主要做高危感染者干预服务。”清丽娟秀“80后”女孩肖礽是一名资深防艾社工。曾先后获得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个硕士学位的她起初想成为一名长者社工，偶然接触艾滋病感染者这一特殊群体后，她决定当一名防艾社工。 谈起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感染者，肖礽不禁笑了起来。那时她还是一名实习生，被安排与艾滋病感染者同桌吃饭，“当时吃的是海鲜，骨刺划伤口腔，还有些溃疡。”她坦承当时很恐惧，“我担心嘴巴里出血，很可能就感染了。”她赶紧向同行社工求助，被告知“不会有问题”后仍不放心，第二天偷偷去了医院。“得知我的来意，医生狠狠地批评了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傻’。” 卢葆棋是一名入职不久的年轻社工。“我承认，第一次见感染者之前，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甚至在网上搜了各种感染者的图片。”卢葆棋坦言，当时还有些动摇，“同行社工告诉我，跟感染者接触一定要跟他一起吃饭才能真正建立联系。当我到市八医院去探访时，那些病人和家属都是分开吃饭，我就明白了。” “只要有需要，就会坚持下去” 专业社工参与防艾，在广州已不是新鲜事。近年来，广州市疾控中心向多家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已经有不少防艾社工，肖礽和卢葆棋就是其中两位。她俩所在的NGO自2009年启动艾滋病感染者服务项目以来，致力于为高危感染人群建立“社区”，提供干预服务。然而，这样的“社区”是虚拟社区，社工和感染者充分沟通后，建一个QQ群，让感染者能够沟通交流，也方便他们随时寻求社工的帮助，“可以说是专属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社区’。”肖礽告诉记者，“不少感染者拿到检验单后会把自己藏起来，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我们把他们称作‘困难病例’。” 要接触困难病例，并不是容易事。卢葆棋说起一个案例：当事人得知感染艾滋病后十分惶恐，由于家庭贫困他一直担心治疗费用的问题。卢葆棋一直关注他，可对方并不愿见她。“一开始他并不愿理我，我前后坚持快三个星期,QQ、短信、微信，能用的方式都用上了，终于找到了他。” 但大多数时候，感染者并不愿意与社工接触，“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遭遇了排斥，或是害怕跟社工接触就会曝光病情。”肖礽告诉记者，每一次从各个家综拿到感染者的名单后，真正能服务到的仅有十分之一。 进入实体社区做防艾知识宣传、推广也是社工们的“必修课”。“目前市民对防艾知识不太了解，比如很多时候不少居民看到社工在发安全套会很不好意思。”肖礽告诉记者，每一次进社区开展宣传、培训，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尽管如此，姑娘们还是很坚定，“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同伴教导员 “希望帮助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 防艾工作不容易，但并非无解，同伴教育员就是一大“法宝”。“不少感染者会把社工，甚至医生电话加入黑名单，我们找不到他们时，只能通过同伴教导员帮忙。”肖礽告诉记者，同伴教导员是艾滋病社工服务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本身是感染者，能够领会感染者的痛苦和无奈，因此介入服务时会更加容易取得信任。” 事实如此。肖礽所在的NGO曾经对接触到的458名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有超过80%的感染者愿意成为义工去帮助其他感染者，而其中较为活跃的就会发展成为同伴教导员。 被社工们亲昵地称作“肥仔”的年轻人就是一名同伴教导员。他曾经因吸毒染上艾滋病，在防艾社工的帮助下走出了病情所带来的阴影，成为了防艾项目的义工和同伴教育员。 多年来，“肥仔”心中有一道永远的痛：“那是一次探访，一家三口都是感染者，小女孩只有半岁，可家庭十分贫困，孩子进入危险期却面临被停药，只好向社工求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孩子望着我的眼神。”时过境迁，他仍忍不住难过。遗憾的是，三天后小女孩离世，这也给他极大的触动，因此他决心坚持下去，“我希望用过来人的身份关怀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们，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种回馈。” 如今的肥仔已经收获了婚姻，而且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妻子是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群上认识的，聊得投缘，很快恋爱结婚。如今她也是一名同伴教导员。“肥仔”告诉记者，目前一家人靠低保度日，他曾经找过工作，但对方听说他的病情后还是拒绝了。如今的他正在准备社工师的考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现状 感染低龄化与性教育缺失有关 “服务对象低龄化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我曾经做过一个12岁感染者的个案。”肖礽严肃地告诉记者，此外，她接触到的高校学生感染者也多了起来。 根据广州市疾控中心2014年12月公布的数据，去年学生病例报告人数较2013年同期增长63%，15-24岁青年病患增长27.6%。此外，“男同”也成为了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最高危的群体，因为多数大学生“男同”采取了不安全性行为。 “这与如今青少年性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卢葆棋告诉记者，每次进学校宣传防艾知识时，“凡是提到与性相关，老师都会比较紧张。但孩子们需要接受这些教育。”卢葆棋呼吁，社会各界能够重视青少年性安全知识教育，“防艾教育应当像一个生态链，各个环节都需为之努力。” 李含是广州一家长期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的社工机构的副总干事，自2006年起，她所在的NGO就开始与各类基金会和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开展此类项目。 李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相对于目前感染者的需求，防艾社工的力量有限，人才的缺失是目前最大困难。（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周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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