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能力是个人终生学习和成长的最重要基础，这一能力要从儿童早期便开始培养。国家教育部在2011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其中，“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是语文课程的四大目标之一，并对各学段的基本阅读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1-2年级课外阅读量不少于5万字，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3-4年级课外阅读量不少于40万字，开始学习默读和略读；5-6年级课外阅读量不少于100万字，每分钟默读不少于300字；7-9年级课外阅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分钟默读不少于500字。
教育部对学校图书馆有考核硬指标，要求生均在馆图书至少达到25本，因此一般来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有图书馆，图书数量也足够，否则无法通过年检。但现实情况是，图书质量堪忧，不适合也无法吸引学生主动阅读，而图书馆也往往因为无人管理运营而常年大门紧闭，形同虚设。这不仅仅是低收费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因为教学资源和师资匮乏而面临的困境，也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现实——因为升学考核压力，师资和课程都优先围绕考试科目安排，很少安排人员管理学校图书馆。
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孩子往往拥有更好的家庭阅读资源，居住地离公共图书馆距离较近，让这部分在学校的课外阅读缺失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弥补。而流动儿童中大多数家庭收入较低、家庭藏书非常有限或者完全没有、居住地点远离公共阅读场所、居住环境缺乏阅读条件、家长陪伴阅读的时间和能力都相对不足等，因此在学校图书馆无法运营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阅读能力，很难达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基本标准要求。
对这些资源更加匮乏的流动儿童所面临的实际困境，一些民间发起的公益行动，提供了很多持续的阅读服务和重要支持，但这些行动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让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有一个图书馆”——真正的、活的图书馆
小雅（化名）是一位校园图书馆的志愿者。2020年11月以来，只要没有因为疫情封校，她每周都会出现在位于广州某民办学校的微澜图书馆（以下简称“微澜”），为孩子们借阅图书和整理图书馆书架。她还主动担任了阅读老师的角色，由于经验丰富，今年开始培训其他志愿者为学校的孩子们上阅读课。“学校实在是太缺资源了，只要我们能提供的服务，学校都需要”，小雅说。
因为入学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在城市的流动儿童无法就读公立学校，为了能够留在城市打工父母身边读书，民办学校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小雅所服务的便是这样一所民办学校，其中80%以上的学生都是流动儿童，其余不到20%的本地户籍儿童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在划分片区中没有得到公立学校学位的学生。相比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能得到的教育财政补贴非常的少，日常运营主要依靠较低水平的学费收入。在广州，制定相关帮扶政策时，认定“低收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标准，便是学校年收费不高于当地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绝大多数民办学校常年处于资源严重不足的状态。
“微澜”将目标聚焦在流动儿童的阅读服务上。“我们很少有从零开始的图书馆”，微澜图书馆执行长左樵介绍，“实际上捐书是名人、公众和企业最喜欢的慈善捐赠项目了，我们看过的所有北京城中村学校，都有来自社会捐建的图书馆或图书角，还有捐赠的大量图书。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正在运营或者使用的图书馆”。因此，他们的实际工作并不比“从零开始”简单。每一次进校开馆前，都要仔细清点学校现有图书资源。尽管早已预料到适合适龄儿童课外阅读的图书会很少，但在馆图书质量之差，还是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充斥着大量类似某大学校友录、美容美发和农业机械技术、以及怎样去香港炒股等与儿童阅读毫无关系的书，甚至还有“吃绿豆治百病”这类伪书。这些书都是来自个人、企业和当地图书馆等不经筛选的批量捐赠，还有一些甚至来自废品回收站的回购废书、粗制滥造的盗版书。
因此，为了图书馆能正常运营，“微澜”首要的工作是选好书。仅以二手书捐赠审核为例，就有专门的遴选标准和流程来决定接受哪些书籍的捐赠。这个流程对好心捐书的人来说可谓是苛刻——要先填写申请表格，再将所有书拍照上传，通过“图书组”评审后留下可用的书，同时在“微澜”图书管理系统中匹配到需要的图书馆，这时捐赠人将被通知自己捐赠的书要捐向哪里，并要按要求自行寄过去。馆长确认收货后反馈给“图书组”，并录入图书管理系统。
微澜北京30馆课间，孩子和志愿者在共读一本服装书（微澜图书馆供图）
当然，有人能持续不断地提供开馆服务，更是图书馆持续运营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现有教育体系下学校自身运营机制没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有一套社会化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依靠大量志愿者在一年的40个教学周里不间断提供服务。“微澜”发起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岳毅桦，在“一席”演讲中说：“我们采取的就是最直接、最麻烦、甚至看起来最笨的方式——捐人，而且是持续地、没有终点地捐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方式：如果一位志愿者在预定的值班日期请假，又没有其他志愿者替班，就意味着孩子们对这一周开馆的期待化为了泡影。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图书馆就会再次“沉睡”。以往的一些民办学校图书馆也是如此，尽管拥有质量尚可的童书，却因为常年无人管理而蒙上厚厚的灰尘、甚至发霉破烂。
“微澜”团队将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开发和维护图书馆志愿者服务体系。分馆理事会是他们的创新机制，这让热爱图书馆服务的志愿者有了归宿感和拥有感，而不是被动和机械的提供服务的局外人。分馆理事在参与程度较深的“馆东”之中选举产生，负责该分馆的日常运营、筹款、培训馆员和组织阅读活动等所有工作。“微澜”总馆工作团队则为各分馆理事会提供服务和支持，当然也包括调解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分歧，有时候是因为图书馆运营理念不一致，有时候是理事会和校方沟通出现问题等。“微澜”承诺，各分馆理事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团队将在72小时内答复和解决。他们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频繁往返于几十个分馆理事会群、分馆工作微信群、各城市的志愿者群，答疑、协调和组织讨论。
“让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有一个图书馆”，这是左樵的人生梦想。他一直记得小时候反复看一本被老鼠啃得只剩半本的《神秘岛》的兴奋心情，阅读为自己的童年时代带来无比美妙的体验，运营“微澜”让他梦想成真，感觉自己就像在将一个荒岛变成乐园。提到那些不可思议地将“微澜”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服务的志愿者，左樵兴奋地说：“我在设计微澜图书馆之初，就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人，那些将‘开一间自己的图书馆’当做人生夙愿的人！我们只要将图书馆建在那里，孩子们就会去到那里，因为对图书和阅读的热爱，志愿者也会最终走到那里，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
“阅读是把书这种商品变成知识的过程”
小雅便是这样一位对图书和阅读有着执着热爱的志愿者。她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阅读训练，涉猎非常广泛，感到自己的人生因此受益颇深。她对阅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阅读是把书这种商品变成知识的过程”，她认为书不会自动为人带来知识和思想，需要通过真正的阅读，学习才能发生。因此她不仅自己组织读书会，迄今已经为很多孩子的父母们组织了100多期读书会，还一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分享自己的阅读经验。在她报名成为“微澜”志愿者后，便主动请缨担任分馆馆长，她对这个分馆的运营倾注了很多她对阅读价值的思考。
“微澜”一般对分馆的要求是至少每周开馆一次，小雅和她的理事会伙伴通过积极运营和协调维护所在分馆的馆员，尝试了一周从一次开馆增加到三次、四次，当学校要求初中生周六也要在校上课时，甚至尝试一周开足六次。她非常支持学校的这个规定，因为她曾在一个国外研究报告中看到，在低收入社区，学生在校时间越长，其学业表现将会更好。经过一年多的尝试，只要没有因为疫情封校，现在她的学校图书馆都会维持在每周开馆三四次的频率。
在第一次和小雅见面的时候，她便打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文件，逐字逐句朗读国家制定的阅读能力标准，说“可是，一学年共40个教学周，即便我们能做到每周开馆一次，按照我们的规定，每个学生每次能借两本，这样他们一年也最多只能看80本书，这个阅读量根本达不到国家标准！更不用说低年级孩子没有自主阅读能力，需要成人陪伴阅读，但是他们的父母很少能够做到”。
从今年开始，小雅开始尝试为学生们开阅读课，并鼓励其他志愿者都成为阅读老师。本来她计划每周为志愿者做一次阅读课培训，但因为广州疫情吃紧，学校开始封校管理，志愿者阅读课计划在新学期的第二周便戛然而止。
小雅服务的微澜图书馆课间，孩子们在馆内阅读（微澜图书馆供图）
因为曾经多年的销售成功经验，小雅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每一位合格的图书馆管理员都是知识的推销员”。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她将自己当做“微澜”的一份子， 积极推动了“微澜”对“图书组”进行升级。她认为“微澜”应该有自己的书单，甚至在图书馆应该有一个“微澜图书角”，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小雅准备在自己积累更多的志愿者经验和搜集更多数据后，有一天能为“微澜”的运营提供更合理化的运营建议。比如，她觉得应该在每次开馆前，对在校学生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进行评估，然后在图书馆运营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一次同样的评估，这样不仅能为项目改进提供参考，同时这些信息还能作为重要的筹款素材。最重要的是，她认为这些应该有规范的流程向所有新开的分馆推广。
她尤其关注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如何激励他们持续服务。经过近两年的观察，她有了一些和“微澜”不同的想法：借书还书这种机械操作是一台机器就能做到的事情，这让很多新加入的志愿者感到很受挫，难以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她再次说，志愿者都应该是“知识的推销员”，用自己的阅读热情和专业阅读技能，去影响孩子们的阅读行为，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合格的阅读能力，成为终生的自主学习者。
为流动儿童开拓社区阅读空间，影响他们身边最重要的人
除了学校，社区当然是流动儿童居最重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地带，区域内聚集着大量的加工厂和仓库。很多时候，孩子们就在路边的小摊贩档口写作业，道路两边玩耍。这些地方的住宅建筑都很密集，内部空间狭小，家里也很难有适合阅读和学习的地方。广州市微笑公益服务中心便是致力于在社区里为孩子们开一个实实在在的“微笑图书馆”——这里不仅仅是图书馆，还是孩子们不上学时候的活动空间。
“微笑图书馆”这个项目最早是她从上海的朋友那里引进到广州的，但两个城市的情况不太一样，因此项目运营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上海市政府对流动儿童有较高的教育财政补贴，一般是公益组织通过政府采购来开展工作，因为有政策支持，志愿者也非常容易招募，多是兼职的年轻人，但他们的工作也主要是完成政府下达的目标。相比之下，广州是容纳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现存的城中村数量也最多，财政支持难以全面覆盖这个群体。因此，尽管资源不如上海那么丰富，广州市微笑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微笑”）却可以相对自主的方式来开展项目。
王雪梅是“广州微笑”的负责人。她想推动的，是将城中村的图书馆作为一个承载空间，真正去影响流动儿童身边最重要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她认为要首先激发这些成年人的阅读意识和持续的阅读兴趣，并具备专业的阅读能力，才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阅读陪伴。毕竟只有通过这些真正长期陪伴孩子的人，才能影响更多的孩子。
志愿者在微笑图书馆给孩子们讲授绘画课程（微笑图书馆供图）
有研究表明，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量受到家庭和家长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低年级儿童阅读的家长陪伴，这一影响则更为显著。例如，当家长年阅读量在5本以上时，儿童就更倾向于阅读更多书籍，而当家长年阅读量在15本以上时，其中近一半的家庭儿童年阅读量在100本以上。这个研究结果来自深圳市在2017年发布的全国首份城市《流动儿童家庭亲子阅读状况调研报告》，这是针对该群体阅读现状的一个非常难得和较为全面的报告。通过对16524份家庭亲子阅读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深圳市流动儿童家庭周边的公共图书馆资源仅37.6%，而超过90%的流动家庭几乎不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家庭支持方面，流动儿童的阅读量家庭有44.2%没有任何形式的书架，在低年级儿童中（三年级及以下），流动儿童每年阅读20本以下的占比为64.2%（户籍儿童每年阅读20本以下的占比为40.2%，两个占比相差24%），流动儿童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占到61.2%，家长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为80%。
虽然对流动儿童的家长和老师开展工作非常重要，但这也正是项目难点所在。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多是在城市里从事产业工人、或外卖快递、家政保洁、保安、卖菜和小摊贩等生计，这是维持一个城市正常运转的一部分，但也是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的这类非正式工作。他们的老师都来自民办学校，因为资源短缺，学校不得不尽量少招聘教师而节省人员开支，很多老师都是一人带好几门课，王雪梅介绍，这些老师仅教学时长就达到每周25小时以上，但收入比公立学校老师低很多。
为了让家长和老师愿意花时间来参加微笑图书馆的培训，并能接受和理解课程内容，机构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是招募阅读领域的专业志愿者，通过专业阅读机构选择适合孩子阅读的高质量童书，除了为孩子们举办读书会和陪伴阅读，更多的是定位为专业活动和培训，比如定期举办“成人读童书”读书会、为家长和民办学校老师开展阅读培训活动和工作坊。同时，他们为开展合作的学校班级提供借阅图书，为这些老师培训如何管理图书角、并教学生们如何阅读。
王雪梅对“流动儿童”这个叫法不太能接受，“这些孩子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可爱，每个孩子也都很有个性。这一点志愿者们都深有体会，一旦他们和孩子们建立了感情联结，孩子们就会给他们有很好的情感反馈。我们称他们为‘流动儿童’不是为了将他们和别的孩子区分，而是因为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资源太少了”，说到这里，王雪梅的眼眶立刻就红了，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截至今年4月10日，广州各城中村已建立了13个微笑图书室，“广州微笑”在203个班级开展了微笑阅读服务，借阅图书总量超过16000册，服务14岁以下流动儿童超过8000名。
阅读是让孩子们了解和融入社区的桥梁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是一个专注于社区发展的公益机构，城中村是他们重点工作场所。这些地方生活着很多跟随打工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千禾”关心他们的教育公平问题，希望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陪伴和教育活动，弥补家庭陪伴不足，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和提升他们的社会情感能力。
“千禾”发现，阅读项目是非常容易将孩子们和自己所生活的社区连结在一起的方式。2020年4月23日的“世界阅读日”，“千禾”第一次发起了“橙汁书袋”活动，这是一个在本社区招募志愿者小组，为邻里的孩子读故事的活动。这些报名并选拔上的志愿者会配备橙汁书袋，其中包含3本精选的正版儿童读物，参加“千禾”组织的线上培训、微课和经验分享活动，掌握了如何开展社区故事会的技能后，他们回到自己所在社区，为孩子们讲绘本故事。由于流动儿童的父母们经常要工作到很晚，父母很少能陪伴他们学习和玩耍，因此这种社区陪伴阅读的方式，不仅弥补了孩子们家庭陪伴的不足，而且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所生活社区的邻里，融入到社区的生活。
广州番禺城中村夜摊里的橙汁书袋故事会（千禾基金会供图）
千禾还开发了另一个阅读和实践相结合的活动：“菜市场经济学”。志愿者经由专业导师开发的课程培训后，首先会带领孩子们阅读四本经典绘本，包括《荷花镇的早市》、《我绝对不吃西红柿》、《第一次上街买东西》和《市场街的最后一站》，先从书本上学习如何在菜市场买菜、认识当季食物、了解价格和钱币，还可以了解菜市场的人际互动和工作人员分工。然后，志愿者会带着孩子们走进本地社区的菜市场，对照书本上的知识，看看现实中的时令蔬菜瓜果，亲身认真观察菜贩们如何吆喝和招揽顾客，而买菜的人又如何讨价还价。
实际上，阅读贯穿在千禾的很多社区发展项目中。他们在城中村建起的社区公共空间“小禾的家”，也用精美的绘本和图书，将孩子、孩子的父母、他们的朋友，吸引到一起，在这个共同的空间里实现家庭互助教育、家长互助成长。
阅读永无止境，公益解决方案还需更多政策和社会支持
公益机构的使命往往是服务那些资源更为匮乏的群体，然而，公益机构自身也常常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
筹款不足总是首要的问题。左樵负责各地“微澜”分馆的运营，他对各馆的图书和日常运营费用在众筹平台的表现基本满意，但对于魏佳羽来说，这远远不够。魏佳羽是“新公民计划”总干事，作为机构负责人，他需要考虑团队的稳定长远发展。让他发愁的是，团队工作人员经费往往是捐赠人难以理解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是这个项目得以持续运转的核心。很多捐赠人或者公众，能够理解一个公益项目中具体的活动支出、物料支出、一个挂着捐赠铜牌的图书馆拔地而起，或者是一排排摆放在书架上的新书，但阅读陪伴项目的实体成本较低，大量工作体现在人对人的服务上。相比之下，各分馆的筹款相对容易推进，原因之一是图书和开馆是容易被捐赠人看见的事情，且这两部分所需经费相对有限。然而这些部分得以被看见，背后是整个团队对于选好书和图书系统管理的殚精竭虑，以及为了确保由志愿者维系的“免费服务”得以运转而付出的巨大管理和沟通努力。魏佳雨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微信群里处理各种事务、回复各种意见。但我们如何将这些工作量拆分到各个分馆中、让捐赠人明白这才是分馆得以顺利运营的最重要的工作呢？”而左樵认为，产生捐赠盲区的原因还在于，捐赠者期待捐赠的“公益项目”，是那种有明确的项目开始和结束时间、并能对结项成果进行明确描述，然而对于“微澜”来说，图书馆一直能开门就是他们的项目成果，而这是一件没有止境、没有终点的事情。
除了资金以外，志愿者是这类公益项目的另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实际上“微澜”的志愿者总是处于不足的状态。为了减少流失率，左樵发挥了他的编程所长，为报名的志愿者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题库，每次考试在题库里随机抽取，有单选题也有多选题，总分超过80分才算通过考核第一关。但这在“微澜”团队内部一直有分歧的，他们不得不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和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控制志愿者流失率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
对于王雪梅来说，捐款资源有限，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开发方面的工作还很少涉及。微笑图书室为当地社区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服务，社区和街道往往给予很多好评，对于日常工作也是支持态度，但是这种支持一直还没发展到资金资源的支持。微笑图书室的场租，也是王雪梅完全按照市场价租借使用的。她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项目的实际运营和管理中，正因如此，由于项目实施的专业和落到实处，获得多方面的认可和很多外部合作。但即便是和市级图书馆开展了长期合作，她考虑得更多的仍是项目本身如何更富成效，如何在既有合作中拓展资助关系，如何推进资源开发工作，却一直还没有真正提上日程。
这两年，新冠疫情也为阅读类项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陪伴阅读是对人本身开展服务，但因为疫情封控，活动常常转为线上，失去了只有通过面对面才能建立的情感联结，这让项目效果大打折扣。微笑图书室将自己最有优势的家长和老师的培训项目一再削减。而学生因为经常要求居家线上课，考虑他们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的不利影响，他们对孩子的阅读服务也不得不大量减少。“微澜”也因为疫情之中学校常常封校，志愿者不能规律的安排进校服务，而让志愿服务的热情慢慢变得倦怠，这让管理团队为了维护志愿者系统而付出的很多努力付之东流。“千禾”的社区教育高级项目经理梁海荣介绍，疫情对他们的活动影响非常大。“橙汁书袋”活动启动后非常受志愿者和孩子的欢迎，每个月都能举办100多场。在今年2月份疫情较为平稳期间就举办了141场，然而但3月份疫情吃紧，活动立刻减少到只有38场，这些还都是没有什么疫情的粤西北城市贡献的数据。
疫情对这些阅读项目的影响背后，是流动儿童所面临的更大困境。他们本来非常依赖这些社会支持来弥补家庭陪伴和学校资源的缺失，现在疫情之下，他们往往家庭中没有合适的用于网课的电子设备，居住环境不好，而使得在居家线上课中处于更大的劣势，与此同时，变得更加稀少的社会支持，将他们与其他资源更丰富的孩子之间，拉开更大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6亿，据此估算，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1.3亿，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规模已达到1430万，同时，规模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随时可能加入到城市流动儿童的队伍中。这个庞大的群体所面临的困境，需要得到政策和公众的更多关注。国际阅读日这样日子提醒我们，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终生阅读对一个人的终生自主学习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阅读应从孩子开始，我们更应该关心，流动儿童也应得到更好的阅读环境。
（夏梦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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