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广州市民政局指导、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和广州市慈善会主编的《广州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20）》正式出版，系统梳理广州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总体态势，呈现广州在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践与做法，为探索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广州经验。善城广州推出系列文章，本期带来蓝皮书专题报告中《广州社区慈善基金（会）发展现状、面临挑战与对策建议》的上篇《广州社区慈善基金（会）发展现状与面临挑战》。
1、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社区基金会在50多个国家落地，全球共有超过 1800家社区基金会。不过，虽然共同使用、认可 “社区基金会”这一概念， 但各地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运作模式、发展路径有着巨大的差异。2、广州市从2007年开始推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模式，每年投入3亿多元在 188个街道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扎根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居民服务。3、广州市拥有良好的社区慈善基础，但社区基金(会)在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方面仍有待加强。 4、在社区慈善基金(会)帮扶社区居民的标准设定、社区公共治理过程中各方不同角色的冲突，都为社区慈善基金(会)的长远发展带来挑战。
社区基金会起源于1914年美国的克利夫兰，银行家弗雷德里克·高夫使用银行闲置的信托资金和社区慈善捐赠建立慈善保本基金，并组建资助委员会，将保本基金的理财收益用于发展社区公益。这种新兴的慈善组织形式被称为“社区信托”，也是最早的社区基金会。
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社区基金会在50多个国家落地，全球共有超过1800家社区基金会。不过，虽然共同使用、认可“社区基金会”这一概念，但各地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运作模式、发展路径有着巨大的差异。早期的社区基金会采用“社区信托”模式，如今，这一模式仅存在于少数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社区基金会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它深深嵌入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但无论社区基金会采用哪种具体运作模式，它的使命是相似的，即汇集慈善资源，促进本地社区发展。彼得·沃肯霍斯将社区基金会的核心特征归纳为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
2008～2009年，伴随着桃源居公益发展基金会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发展基金会的诞生，社区基金会这一舶来品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2014年是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分水岭。在2014年之前，社区基金会并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有政府支持下成立的上海洋泾社区基金会，但仅限于少数个案。2014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深圳、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目前，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超过了100家，绝大多数为政府推动发起成立。
虽然各地社区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但大多数政府发起的社区基金会都面临如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问题。社区基金会应如何避免行政化，真正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探索社区基金(会)发展的路径方面，广州市另辟蹊径，依托成熟的社工服务站平台，将社区慈善基金(会)嵌入社区治理，并通过广州市慈善会给予社区基金(会)资源和能力建设支持。在发展路径方面，广州市并不急于成立独立注册的社区基金会，而是鼓励有意愿的社区先通过广州市慈善会设立社区基金，发展成熟之后再转型为独立的社区基金会。这一做法，一方面降低了风险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了已有的慈善资源，通过社区基金实现慈善会、社工站和基层社会组织的联动。本文梳理了广州社区基金(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方面，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把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大力推动建立社区基金(会)是调动社区本地资源，解决本地问题的重要手段，更是广州市着力引导慈善资源下沉基层，助力创建“慈善之城”的重要举措。
广州市从2007年开始推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模式，每年投入3亿多元在188个街道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扎根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居民服务。2016年1月正式成立第一家社区公益基金———广州市慈善会人和社区慈善基金。2018年6月成立广州法泽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开展社区治理、社区调研、品牌项目等业务内容。2018年12月广州市慈善会出资成立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资助社区项目，孵化和培育社区基金(会)。2019年先后成立广州市慈善会光塔街、赤岗街、五山街、金沙街、人民街、岭南街、矿泉街社区慈善基金以及番禺区慈善会沙园社区慈善基金等。
广州市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发展模式具有本土特色，集中体现在社区慈善基金(会)与社工发展相辅相成，充分利用广州市慈善会的平台和资源。
广州的社会工作发展日趋成熟，全市共建立了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201个。广州市2019年发布“社工+慈善”战略，并配套发布《广州市慈善会社区慈善基金合作服务指引(试行)》《广州市慈善会社区慈善捐赠站合作服务指引(试行)》，依托成熟的社工服务站平台，将社区慈善基金(会)嵌入社区治理。社工站(家综)以社区需求为导向，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是扎根基层社区的重要服务阵地。社区慈善服务指引有效链接三个服务主体，将社工站(家综)、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的使命、经验、资源紧密融合，从资金募集、资源链接、服务提供、专业支持等方面搭建社区慈善平台，助力基层社区治理。
根据服务指引规定，三大服务主体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一是利用社工站(家综)开展社区服务的优势，将社工站(家综)作为社区慈善基金的项目执行方，负责落实开展具体社区服务；二是利用广州市慈善会公开募捐资格、公信力、影响力和动员力，为社区慈善基金提供公募支持、款物筹集、财务监管、信息公开；三是发挥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孵化培育社区慈善的功能，为社区慈善基金、社区慈善捐赠站点的日常运营管理提供专业支持。
在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架构方面，注重多元共建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广州市慈善会社区慈善基金合作服务指引(试行)》规定社区慈善基金(会)设立管委会，管委会成员涵盖街道人员、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志愿者、居民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明确各主体定位，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激发社区活力，共同开展社区治理，达至社区共治。该文件除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之外，还强调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的参与，明确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负责积极推动工作开展。
该文件规定，社区慈善基金可由捐赠人、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社区(村)居委会、承接驻地社工站的社工机构、慈善组织、志愿(义工)团体、爱心企业、居(村)民代表等自主、自愿发起；社区慈善基金管委会、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需派员参加。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是社区资源的掌握者和链接者，它的参与不仅能动员整个社区的参与，更能保持社区慈善基金规范地可持续操作。
在广州市社区慈善基金(会)的推进过程中，广州市慈善会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开放公开募捐资格，为社区基层社会组织、社工站(家综)提供公募支持。社区基层社会组织、社工站(家综)围绕社区特殊群体需求，联合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筹集资金用于社区特殊群体服务。这一举措更好地提升基层社区服务机构的项目管理专业化水平，促进其利用此项目链接社区资源，建立多元化公益慈善资源募集渠道，进一步激活了基层社区服务机构的活力。
广州市拥有良好的社区慈善基础，但社区基金(会)在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方面仍有待加强。目前社区基金(会)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街道办事处自上而下推动社区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在街道办事处主导下，社区慈善基金(会)前期人力、资金等有保障。但在社区基金(会)稳步发展后，如何实现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另一种是爱心企业为主导的社区慈善基金(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动员资源的良好途径，但是在爱心企业占据话语权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如何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也是一大挑战。
社区基金(会)难以调动社区内生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有待提高。社区治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工作，只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才有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广州市社区慈善基金(会)处于推进发展阶段，居民对于社区慈善基金(会)了解不够深入。社区居民目前普遍存在小范围的社区慈善、社区救助行为，日常的邻里互助守望限于传统型救助，对于社区治理、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不足，需要引导和培育。社区居民遇到困难及共性需求，习惯于寻求政府的帮助，没有社区公共发展意识。对于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基金(会)发展，社区自治存在较大挑战。
社会基金(会)难以调动社区内生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基金(会)的政策没有为社区基金(会)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社区基金(会)的管理者和管理方式难以让组织有效运转，凝聚社区慈善力量。具体来讲，有以下四点。
第一，政策支持体系不够完善。在区、街镇层面，目前尚未重视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发展，相应的支持体系比较缺乏，需要政府主管单位进一步重视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发展，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及资金投入，并制定体系化的发展规划和资源统筹。
第二，枢纽型组织作用有限。目前广州市枢纽型组织、资助型基金会在支持社区慈善基金(会)发展方面尚未形成积极参与的态势。目前除了广州市慈善会、番禺区慈善会、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支持外，其他枢纽型、资源型组织还未开展较为实质的行动。目前已开展支持的三家枢纽型组织对社区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更多是在初级设立阶段的支持，未就深入发展进行有效支撑。
第三，管委会的能力尚待提升。社区慈善基金(会)设立管委会，由街道、志愿者、企业负责人等参与，但是由于处于探索阶段，管委会普遍对如何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经验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管委会承担着社区基金(会)动员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的重任，首先，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遇到的问题，需要深入的调研。其次，社区最终是人的工作，如何在居民参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组织动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再次，在如何开展共治共享方面，关于社区居民参与的途径、议事原则、资金监管、信息公开等，都需要管委会有极强的组织统筹能力。
第四，社区资源有效共融存在短板。社区慈善基金(会)是动员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载体。社区资源的来源涵盖方方面面，包括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政府部门、居民等，如何将社区资源有效链接并有效共融，也是社区基金(会)面临的挑战。社区慈善基金(会)资金是要动员社区各个群体参与捐赠，爱心企业捐赠大额捐款，其资金使用方向是否与社区居民实际需求相一致。在社区慈善基金(会)帮扶社区居民的标准设定、社区公共治理过程中各方不同角色的冲突，都为社区慈善基金(会)的长远发展带来挑战。
作者：
王筱昀，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曹洋，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事业发展部负责人。
编辑：吴穷尽
来源：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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