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受邀与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对疫情时代的公益事业发展进行对谈。
王振耀院长认为，中国公益事业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或者说是大发展的前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走出中国之路。“
王振耀院长还表示，公益发展一定要官民合作，”总是指着他是官办的我是草根，好像还要分出阶级斗争来，意思是他是负面的，我是正面，这个思路不行。“
注：本文来源于中国公益研究院公众号，有删减。
Q1：您觉得目前我国公益事业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如何的呢？您对未来发展有什么期望？
王振耀：我认为现在的发展阶段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大的转型在对接方面还弱一点，因为现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其他各种事情。其实中国需要按照美国和世界比例，现在美国大体上整个公益界做的社会服务、公益性服务的岗位主要是政府在出钱。
我也想借此纠正一下大家理念上认为只要是公益政府就不出钱的观点。像这些领域就业人员高的能达到10%，低一点的也在5%左右。中国现在就业人口差不多是七八个亿，如果要达到10%，那么做这些事情的恐怕得七八千万，当然要达到5%也需要三四千万。
关于公益界目前的发展前途，我认为要大量的从事社会服务业，要找到和政府的结合点，让政府也调整政策，从而让我们也更专业化，组建起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服务网络、服务项目，然后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很多很迫切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公益界将会有高质量发展，将会有一个公益事业的大发展，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或者说是大发展的前期。社会的志愿服务、捐款捐物、社会意识在中国的土壤很厚。从水滴筹这几个平台来看，我们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的善因很强，但是我们现在开发得还不够，这也是我们公益界的责任。
Q2：中国经济形势近两年持续滑坡，直接冲击到社会服务业、慈善公益行业。那么对于未来3年到5年中国经济形势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振耀：在我的理念上，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说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能力是很高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现在跟原来的经济出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关于经济形势，国务院李克强同志已经召开了会议，我相信会采取很多措施恢复经济，它内在的动力和机理还在，这是一方面。
第二是社会需求在。因为这10多年来我们形成了社会的各种交往，那就是有社会需求。假如有社会需求在，中国人就能运用智慧把它转为商业。中国的善经济会转化，所以我们对社会需求、对产业的引导要保持清醒。如果政策能调整到位，中国的事情可能就会调整得更快。
还有一个我要对公益界说的是，越是遇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恰恰是需要我们公益界发挥作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国家会拿出更大的比例来保障基本生活，保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公益界就要跟上来，一方面是要鼓励大家捐款，捐赠代表的爱心应该得到发扬和支持，还要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活动。
另一方面，就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的本质来说，一定要和政府形成一个密切的互动，我觉得现在互动方面脱节很大。但是，我认为未来即使有很多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都会行动。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民族，相信我们的政府，也当然相信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对接好。我对公益的乐观是在这方面，因为我自己在这20多年来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困难时刻，我觉得不要太悲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走出中国之路。
Q1：在现在的疫情背景下，您觉得整个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联动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更进一步加强的，或者是我们社会组织在这个时候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振耀：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积极更主动地来创造。整个民族需要我们社会组织。因为在社会转型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性问题，社会性问题主要是老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多都是这些社会类的问题，比如老年人的喂饭问题、照料问题、康复问题，这些都是要靠社会。那社会就需要我们社会组织来主动实现我们的专业化、社会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跟政府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我把这称之为叫新时期的群众工作。
当一个国家民族遇到困难遇到危难的时候，恰恰是需要我们社会组织站出来的时候，恰恰是需要我们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创新力、更高的智慧来参与到这样一场困难解决的进程。我认为这个合作空间很大，政府特别欢迎。
民政部的文件写到希望社工很快能普及到乡镇，我们做了个试验叫儿童主任，国务院下文民政部很快就把它变成全国性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的这些创造，只要方法妥当，我认为中国政府吸收能力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中国的逻辑，中国政府的逻辑、中国社会的逻辑还是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中国优势。
我觉得我们公益组织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的，但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方法。过去我们的方法一直在说草根而不说专业，总是指着他是官办的我是草根，好像还要分出阶级斗争来，意思是他是负面的，我是正面，这个思路不行。
我们整个社会下面一定是官民合作，我认为将来要向欧洲学很多东西。欧洲很多社会组织的费用就是来自政府，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都没有花政府的预算来为我们社会服务，我们想到的就只有捐赠，其实现在大量的社会服务是需要社会组织的。
总体上，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组织现在存在着大量的需要社会创新的点，提升我们的专业化水平还是需要走中国特色的路，需要有链条性的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开拓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发展之路。
Q1：在疫情背景下，低收入人群或者是在这个背景下受影响的人群还有没有一些可以参与公益好的方式呢？
王振耀：现在参与公益的方式有很多，我提出了善经济的概念，善经济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项目因为没有公益的参与推进起来很难，政府有一定的项目是需要社会服务、需要付出劳动的。比如说志愿服务在养老问题上可以跟政府密切对接，敬老院、养老院这些其实都需要一些服务人员。政府有一些钱，我们还可以捐一些，志愿奉献一些。
现在细腻的社会化的问题不少，城市里面的问题也不少，农村也是。国家发改委的十四五规划里提到的生活型服务业，它不是生产型。它需要爱心，恰恰就是我们公益界和政府密切配合，然后推进这些工作，像大爱清尘做的其实是协助政府来推进，这样可以把各种要素激活起来。俗话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志愿服务现在才刚刚开始，是可以好好发展推进的。
Q2：您对于正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王振耀：我觉得年轻人正逢其时，我称之为善经济的时代。中国社会需要一批年轻人来引领，来展现他们非常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投身公益，有很多创造，但是这个创造不要单打独斗。
当一个社会创新家可以有很多方面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项目的开发能力、管理能力，参与到更多的社会项目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我看过不少年轻人成功的典范，我觉得政府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社会创新家，我觉得年轻人从事这方面特别好。
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从长远的角度看，有正气、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一辈子都不会吃亏，社会最终大浪淘沙，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最终还是走在社会前面，获得社会认同。
希望大家注意要善于把我们的理想抱负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调整。我引用一句毛主席当年的话，他说我们不要说老说对牛弹琴。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你为什么要对牛弹琴？毛主席当年批评说我们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的时候，很多工作也要符合实际。
假如我们有理想的年轻人能把个人的理想抱负和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那世界的前途就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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