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类社会组织已经达到460多万个，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各类新经济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与政府组织相比，社会组织的创新动力更加强劲。”
1月23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第三届“中国社会创新奖选拔暨颁奖大会”上，对当下我国该如何以公益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做了上述解读。他指出，在地方政府创新活力日趋下降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创新“更有动力”。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俞可平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经设立15年，早于“中国社会创新奖”10年，但“中国社会创新奖”每届申报数量都在200个以上，“远超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两岸阳光故事家族”理事长黄晓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相较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在践行公益上更接地气，“基层需要什么，社会组织就提供什么”。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引得政府的取经，“社会组织有好的创新项目，政府会主动过来谈合作，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澎湃新闻注意到，入围本届社会创新奖的社会组织关注视角多样，大学生创业、未成年人保护、养老等多个问题成为社会组织关注的重点。
“为了增进公众和法院的关系，我们便着力打造法庭义工，为来法院办事的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等人性化服务。将司法公开和司法便民结合起来。”城市义工项目负责人称，社会组织应在充分考虑大众需求的情况下开展创新项目，“法庭义工可让司法更有温度”。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俞可平告诉澎湃新闻，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但中央编译局社会创新研究室主任周红云则对社会组织创新提出担忧。她称，社会组织法律不健全，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和约束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社会组织无章可循。
对话周红云：
政府创新为何弱于社会组织创新
澎湃新闻：相较于社会组织的创新，为何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创新案例愈发不突出?
周红云：相较于社会组织的创新，地方政府的创新力度确实呈现疲软之态，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借鉴美国政府创新奖设立的。
研究美国政府创新奖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公益创新上早已呈现渐弱势态，目前美国的公益创新已经从体制创新变为了技术创新，中国也在走美国的“老路”。
但在中国，政府创新的很多问题本质上还是体制性的问题，体制因素给政府创新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国政府还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公益创新，但是做这些应该扎根基层，自下而上。
澎湃新闻：为何当下我国如此看重社会组织的创新?
周红云：这和国家的大环境有关。其实在公益事业上，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力一直存在，只是之前还没有被发现。
2008年汶川地震，社会组织进入灾区救助，整个社会都很兴奋。大家觉得一个灾害就激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公益力量崛起。但其实在灾害之前，社会上针对公益事业的践行组织就一直存在，只是需要政府给予其一定的发展环境促进其增长。
目前，政府越来越强调发挥社会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政府现在正在逐渐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去，并给予其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澎湃新闻：从此次评奖过程来看，社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还碰到哪些问题?
周云红：从宏观上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宏观鼓励，微观约束”的状态。
宏观上，政府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但这些政策真正落地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比如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问题，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社会组织立法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被反复提了十多年，但到今天依然没有真正解决。
除此之外，社会组织有活力，但还缺乏章法。当下最明显的社会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比如一个老人摔倒了，人们都不敢扶，不能扶。很多社会活动如果没有信任没有合作，那活动就很难开展。
所以除了加强体制方面的建设，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重视公共精神也是解决社会组织发展难的重点。
澎湃新闻：“中国社会创新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何帮助?
周红云：中国社会创新奖的定位是一个专业奖、学术奖、民间奖。奖项的评审没有一个是以政府的身份参与评奖，而是邀请社会创新方面的中坚力量组成全国专家委员会，以全国专家委员会的身份来评奖。
官方的评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逐层评选，但我们不管是草根组织、官方背景组织还是企业组织，只要是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社会需求的组织，都可以申报评选中国社会创新奖。
中国社会创新奖两年一届，第一年重在评奖，第二年重在实践，也就是把我们评选出来的有代表性的社会创新项目在全社会推广开来。评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搭建社会救助上使得更多的社会组织开展合作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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