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协作者举办的“‘行动与改变’2023新年联谊会暨‘挑战与超越’公益展望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杨团老师进行了“公益慈善的挑战与超越”的主题分享。
杨团老师从乡村振兴角度看中国公益慈善的现状，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回应挑战的建议，她也提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都可以在该领域大有作为，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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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向世界宣告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大公益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乡村振兴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拓展。
具体到慈善事业发展上，主要表现在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社会组织总量保持低速增长、志愿服务逐步迈向纵深发展、慈善资产管理继续稳健推进、中国大公益的合力初步呈现等特征。但我重点是想分享乡村振兴的内容，加速中国慈善事业的破圈升级。
这一范围和结合是很宽的，分组织化力量和非组织化力量两大类。组织化的力量，包括慈善法规定的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符合慈善法规定的社区备案组织、群团组织（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未注册的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开展公益慈善项目与行动的企业组织。非组织化的力量，包括志愿参与乡村公益慈善行动的返乡、下乡、入乡的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以及在乡的本地居民。
2022年慈善蓝皮书揭示，基金会是投入乡村振兴资金资源的主要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总量年均增幅为9.5%，其中2018年和2019年的增幅达到了16%和13%，2019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的数量增长达到了21%。可见，将工作范畴介入乡村领域，成为更多的社会组织的选择。
基金会半数参与乡村振兴，促使资金增长率快速提升，2020年，全国基金会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中的资金支出为262.81亿元，较2016年增长了86.4%，2016-2020年年均支出增长率为16.84%。
我们特别发现县和县以下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团，他们是服务乡村的主要力量。基金会占社会组织总量的比例2020年仅为0.9%，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的注册地在县级及以下的，占到全国参与乡村振兴同类机构的96%左右，这两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数量，占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24%。
而这里头，特别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等省份，在这些年特别注重向县以下的这些农村地区建立组织。
我们面向200-300多个村庄开展了调研，其中210个村庄收集到完整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村庄的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带有公益性的推动乡村振兴的做法，乡村公益慈善行动覆盖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各个领域，这个覆盖不是我们外来的社会组织、社工服务机构覆盖的，村庄的公益慈善行动主要是村里的村集体、还有村里农民参与的小组互助行动覆盖的。这些做法里头，做得比较好的是教育类，还有因为有政府支持和推动，村庄公共设施也得到了较好提升；比较差的是跟生产有关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干预，还有对老年人的服务，这个是比较差的。
因此，在中国农村这广阔的领域，农村之外的社会组织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现在才刚刚开始，距离真正达到一个高峰这个概念，还差得很远。
村集体（39.6%）和上级政府（33.3%）为主要的行动主办者。其次是镇、县以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加总占比13.46%，个人、村民互助小组占8.3%，农民专业合作社占5.4%。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极少作为行动主办者。政府（45.8）村集体（36.1）是主要的资源提供者；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资源支持占比9.4%，民间个人捐赠占比8.7%。村集体的资源提供以资金、人力和服务为主 ，其中人力更在70%以上。
一半以上的活动（61.4%）均采取合作的组织方式。村内组织为主体的活动占比48%。慈善公益组织参与乡村公益行动不多，但获得好评和信任程度较高。从问卷所得数据看，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以提供直接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为主。
在农村二三产和老年人帮扶照料方面，各地农户的重要程度评级较高，但从供给看还不能满足乡村自身的需求。
一是公益界对乡村振兴的认识是不足的。往往认为乡村振兴是政府的事情、是经济的事情，跟公益界关系不太大，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空间目前都还是有限的。
二是公益界对村集体的认识有问题。一说村集体就是人民公社，就是过去的制度回来了，并没有看到新型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是保障农民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制度措施。最近，全国人大发布了《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将要提交一审；于2016年公布实施的慈善法也在最近将修改稿提交公众征求意见，将要提交二审，这两个重要的法律都是与乡村振兴和慈善公益相关的。公益界要尽快提升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三是外来组织的协同角色认识不清。我们这些外部的组织和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主体，我们是协同，而是把它倒过来，认为我们是主体，我们就没办法真正能够迎接挑战，发挥我们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应起的作用和达到应有的贡献。
一是要分清乡村振兴谁是主体，谁能将小农户组织起来。我们可以作为协同的一方，重点是要协助村集体以公益性这个方向把经济融合起来，把小农户更好组织起来，维护小农户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政治利益。村集体的力量能不能启动，能不能达到作用，这是很关键的。
二是要认识到乡村外部的社会力量多主体性，公益慈善只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支，如何将多方的组织、多方的资源进行整合，链接投入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我们最活跃的公益组织在整个乡村振兴大盘里，我们能不能够发挥整合作用，这是我们公益组织的挑战。
一是社会组织分布的地域结构与乡村振兴需要不匹配，中西部社会组织总量严重不足，大量社会组织分布在发达地区。
二是社会组织的层级结构与乡村振兴的需要不匹配，县及县以下的社会组织严重不足，占比不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三是社会组织的类型结构与乡村振兴需要不匹配，乡和村最需要的服务型的社会服务机构总量严重不足。
四是社会组织类别结构与乡村振兴的需要不匹配，村庄社区非正式组织即服务性、公益性、志愿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没有被政府和掌握资源的社会组织纳入视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一时性的，不是长期性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
五是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领域结构与乡村振兴的广泛需要不匹配，例如老人看护照料、文化遗产发掘、互信关系建设，供给率就低，而这些也是农民真正的需要。
一是村庄内生动力不足，村集体经济弱小，年轻人少，缺乏优秀的带头人和领导核心。怎么去支持和帮助他们，怎么能够让这些优秀的人能够回到农村去参与这个工作，这是对我们社会组织长期的挑战。
二是公益慈善组织能力不足，难以找准可与自己匹配、能做出有效回应的乡村行动领域。我们很多公益慈善组织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从村民的需要出发。
三是公益组织如何提升为乡村振兴服务的专业度和竞争力。现在我们民政在各个乡镇都建立乡镇社工站，旨在把乡村的公共服务通过这样的一个站点空间，以及人力和资源的配合，把它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么，乡镇社工站怎么能够做好？用什么方式能够链接我们村庄的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成都农禾之家把北京农禾之家的“乡工制度”，运用到乡镇社工站，通过乡镇社工站的专业社工带动农民甚至村支书，让他们成为准社工，把乡村的人力资源挖掘出来了，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包括村委以及镇资源能够整合，这个尝试仅仅是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组织提升乡村振兴服务的专业度和竞争力的亮光。
那么如何在乡村振兴公益慈善领域实现超越，我认为需要我们打开脑洞，勇于创新，以此打开超越之门。
首先，我们要理解乡村振兴是贯穿中国今后一两代人、几十年的最大公益。所有的公益组织都要理解，都要跟上这个大的形势，这也是今天王思斌理事长特别讲到的，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要了解国家的大形势。
二是经济主体和公益主体的重合，是中国大公益的主体创新。我们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从根上我们的文化就不一样。我们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是公益组织，集体经济的资金获得要为村里的公共服务做出贡献。在集体经济法里就提出了这样的一种重合，这是中国大公益的主体创新。
三是政府公益和民间公益合作，是中国大公益的途径创新。什么事情适合民间公益做，什么适合政府做？政府需要把原来很多操作性的这些工作交给民间公益去做，让民间公益组织能够和乡村组织特别是村集体组织，能够合作起来，能够成为联结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这将会是中国大公益的途径创新。
四是经济活动要融入公益性，是中国大公益的方式创新。比如说集体经济组织，要讲究经济性，还要进行跨部门的合作，进行资源的整合，这是中国大公益的方式创新。
五是我们要更加重视城乡基层社区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可持续，重视在城乡基层构筑稳固的底盘，这是中国大公益的重要内涵。
六是公益慈善组织要学习新知，跨界联合，主动合作，勇于在新领域内创造创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大变局已经产生，新的东西，新的认知就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公益慈善组织就要学习新知识，学习跨界联合，主动合作，在新的领域里一起创造创新。
来源/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协作者云社工
作者/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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