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18日，由《中国慈善家》杂志主办，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腾讯基金会提供公益支持的影响力慈善年会2024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做大会总结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经作者本人重新修订后授权发布。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不幸的是，我们所探讨的气候危机恰好就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很早以前看过有一本名为《公共人的衰落》的书，述说现代社会中公共人的坠落。书中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普通人参与公众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就是保持沉默，充当听众？读完之后，令人沮丧的发现：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人的衰落。尽管书中也给了出路，鼓励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当下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更多的现代人向私人生活靠拢，退缩(宅)到极为狭小的私人空间内，不再介入甚至关注公共生活。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能解决气候危机这一公共性极强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这些事情？换言之，我们能不能对人类依然抱有信心，相信人类能够建构适当的制度来解决问题并逃离困境？如果可以的话，凭借什么？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转变为气候危机，正在演变为气候灾难。从节气变化、植物反常到极端天气频发，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致灾气候的破坏力。气候变化包括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太阳辐射、地球轨道、极地冰盖和大气与海洋环境等自然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砍伐、城市化与土地利用改变、化学物质释放等人为因素则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政府和市场均得在位。以减少碳排放和促进碳交易，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例，减少碳排放主要依靠的是政府，通过强制性标准的推广等措施。而碳交易则引入了市场机制，让温室气体排放权(配额)成为可以交易的标的，进而改变商业主体对于成本的固有认知，将外部性因素内部化。当然还需要国际社会基于人道主义的通力合作。慈善领域如何应对？应对气候危机需标本兼治。治标层面，全球范围内的公益行动一直在持续，诸如：针对气候危机带来的自然灾害，慈善组织责无旁贷地投身于救灾减灾，尽管面临“救灾倦怠”的问题，在反思问题根源的同时，依然寻求更为专业、更具协作精神的方法和途径。例如在应对气候难民方面，国际组织和慈善组织正密切关注气候灾害对脆弱群体的影响及人道主义响应。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例如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种灭绝和粮食危机？如何拯救同样处于危机中的文物和非遗？治本层面，无论是社会倡导还是政策倡导，均需要慈善组织以故事、数据、案例和理论去进行议程设置和积极投入。不少慈善组织先从自身做起，让自己的机构首先成为环保行动者，在其组织文化和慈善领域行业文化中植入环境保护的理念。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猛然发现：气候变化凸显公共事物治理困境——而且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三大经典模型让人搞到沮丧：搭便车行为比比皆是，个人难以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须重申慈善的公共性，倡导共建式慈善气候危机是个全球性的系统性问题。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唯有共建式慈善才有望解决这一问题。慈善领域提出共建式慈善原因在于：其一，与商业组织提供私人物品不同的是，慈善组织(乃至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是公共物品，或者至少为准公共物品，以系统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都是系统问题。解决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从来非单一慈善组织所能够胜任，而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力合作。其二，公益慈善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共同体想象”，即价值共同体或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构建，这直指公益慈善的本质——具有公共性的利他。因此，尽管各慈善组织各自负有宗旨和使命，但是均以向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服务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围绕着这一任务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均具有共同的目标：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并承担着启迪生命、保护安全和维护人类共同体得以延续的价值和伦理的使命。共建式慈善的意义，首先在于直面当下慈善领域存在的“慈善失灵”的反思和行动。“慈善失灵”包括但是不限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的业余性和慈善的家长制。所以需要以集合式慈善、战略性慈善、专业性慈善和善治的慈善去应对。例如针对慈善资源的有限性，共建式慈善倡导资金充沛的基金会和筹款能力强的基金会，能够持久地利用慈善资金、或者撬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等商业资金，甚至政府本就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资金(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来舒缓慈善资源有限性的问题。针对慈善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共建式慈善更强调超越单一项目的视角，而是深入项目议题体系中进行思考。共建式慈善倡导慈善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共享，倡导“选择更难的路”去实施公益项目，拒绝简单复制和抄袭简单易行却成效甚微的公益项目，进而拒绝慈善资源的浪费。对于慈善的业余性和随机性问题，共建式慈善倡导长期主义。社会问题需要以长期的系统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时，共建式慈善意识到解决方案须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和协同性的。此外，共建式慈善引入更多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士、专业标准和专业精神来消弭慈善的业余性。针对慈善的家长制，共建式慈善则以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协商和参与来消弭之，并且不满足于表面问题的解决，推动进行某一特定议题下的公共政策倡导，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善治。克服救灾倦怠和推动共建式慈善都离不开——信任齐美尔曾经如此揭示信任的意义：“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因为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那么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马克斯·韦伯则认为，信任包括特殊主义的信任和普遍主义的信任。特殊主义的信任是指信任的确立是以特殊的亲情如血缘、亲戚、朋友、地域等为基础，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制度化的东西为保障。普遍主义的信任是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双方严格遵守信用契约是维系此种信任的关键。不过颇有意思的是，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之上的，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以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从系统理论和符号功能主义视角，采用二分的方法将信任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并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系统信任的提出，强调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外在力量维系信任关系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信任的不完全充分性，它的建立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性因素或其他社会力量加以维系和保障。如何构建慈善领域的信任？在微观信任层面，信任是指慈善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对慈善组织能力、才干和德行持有信心的表现。慈善组织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和经验分享的经历来积累彼此之间的信任。参与式慈善、慈善组织主动的信息披露、建立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效沟通和交流机制等都是富有成效的渠道和途径，也是当下慈善领域甚为流行的月捐方式得以维系的原因所在；在中观信任层面，则需确立起慈善组织，或者更为细分的是以环保为宗旨的慈善组织的共同的属性塑造。所以无论是行业自律、慈善组织评估和筹款伦理的整体提升，均是为某类同种属性的组织积累公众的信任，让某一特定组织以成为慈善组织、成为某一类慈善组织为荣。而在宏观信任层面，则是对于法律等正式制度和善行。当然良法方能得到善治。公共事物的治理有出路吗？首先，技术进步能自然解决社会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的技术变革尽管会整体提升人类的福祉，但是却让资源分配呈现更为悬殊的分化。例如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粮食增产，能够解决粮食整体产量问题，却无法解决因为粮食分配机制的缺陷导致的饥饿问题；再如人工智能技术进化到通用人工智能阶段，人类生产力将得到全面发展，但是如果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未能同步进步，那么这些几何级增长的生产力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依然无法解决贫富差距，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自古以来，公共事物治理一直是个难题。因为所有人会倾向于隐藏或者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目的在于不付成本或者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这样演绎下去的结果便是: 都寄希望于别人来生产公共物品，自己来享受，最后可能谁也不生产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治理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难题，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适用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难题”无一例外地揭示了因产权不明晰而最终导致的悲剧性结果，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的私有化。前者被称为利维坦方案，需要“统治者是明智的、有生态头脑的利他主义者”，并且建立在信息准确、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费用为零这些假定的基础上，否则成功前景渺茫；私有化方案要求在“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要强制实行私有财产权制度”，但是对于水、大气等流动性公共资源，则无法适用这一方案。毫无悬疑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危机显然无法通过上述两个途径予以解决。幸好还有第三种道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就是其中最为令人信服的方案之一：即主体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在加强彼此间的沟通、认识和交流的基础上，建立信任、理解和尊重等社会资本，以实现自主治理。慈善组织责无旁贷对于当下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现状观察，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技术进步，合作退步”。技术进步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工具，提高了效率和效益；但是如果缺失合作，则无法解决气候危机这一极具公共性的全球性社会问题。
这就需要主体之间(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人与人)通过加强彼此间的沟通、认识和交流的基础上，建立信任、理解和尊重等社会资本，以实现自主治理。而慈善组织在这方面具有政府和市场主体不具备的优势：一者，慈善组织去除了市场主体的营利性特质，而善行本身就能赢得宏观层面上的信任；二者，慈善组织的非政府性将让气候变化议题下的社会倡导可以跨越国界的障碍；三者，慈善组织本身就是为增进信任、理解和尊重等社会资本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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