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探讨的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否属于公共卫生问题？实际上，大家对此已有高度共识——答案是肯定的。它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公共卫生关注群体健康、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广覆盖与预防，旨在降低公共负担并促进社会公平。落实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它无疑具备公共卫生问题的典型特征：普遍性、影响大、可预防、涉及公平和可实践。
具体而言，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具有普遍性，尤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其影响不仅涉及个体健康，更波及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这种影响从儿童青少年时期开始，可能延续至成年甚至老年阶段，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同时，该阶段是干预的关键窗口期，在此时期进行预防和干预，效率最高、效果最佳，也最能体现社会公平，例如关注留守儿童、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等群体。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具有现实可实践性，国内外已有大量实践探索和政策支持，例如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从普遍性来看，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儿童青少年以焦虑、抑郁、睡眠问题为代表的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严重程度方面，除了抑郁，焦虑障碍、物质依赖、欺凌、自杀等问题也相当普遍。
就影响的长期性和广泛性而言，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多重环境，影响因素多元复杂，需要公共政策予以系统应对，例如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网络内容监管、促进健康公平、构建心理服务体系、推动多部门协作等。短期来看，心理问题会影响学习效率、社交功能和行为表现；长期则可能延续至成年期，甚至影响老年生活，社会成本高昂。最新研究表明，儿童期逆境（如遭受虐待、忽视、欺凌、歧视等）与精神障碍谱系的关联可能独立于遗传因素，这进一步凸显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在可预防性方面，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关键窗口期，此时的干预效果最佳、效率最高。例如，学校开展情绪管理培训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症状；针对父母的养育技能培训能降低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以学校为基础的危机预防项目可有效降低自杀风险。
在可实践性方面，全球已形成共识，国内外均有相关政策支持。例如教育部2020年、2023年相继出台相关文件，2025年10月刚推出的“十条措施”等，都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此问题的重视和具体部署。
第二个问题，我想重点探讨从公共卫生视角我们应关注哪些重点。在此提出个人观点，供大家思考。我认为，公共卫生视角下需重点关注四个方面：问题的属性、流行情况、风险与保护因素、体系与保障。
问题的属性涉及时代特征和病与非病的判定，例如某些心理表现究竟是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
流行情况方面，诸多调查显示中小学生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有的甚至达到40%乃至70%以上。如此高的流行率，究竟属于问题、障碍，还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遍现象？这需要我们审慎辨析。
同时，需明确相关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遗传、全生命周期大脑变化、 （生命历程和发展视角的）应激与适应，以便制定针对性措施。
体系与保障则涉及需求评估、服务供给、政策立法以及消除态度障碍等多方面。例如，学校和家庭中出现的“高情感表达”，既可能表现为过度保护、小心翼翼，也可能表现为责备施压，这些都需要专业引导。
近年来，一些医院开设了厌学门诊、拒学门诊、学习困难门诊，就诊量很大。这真的是新问题吗？实际上，在我读书的年代，“逃学”现象就已存在。那么，为何如今会成为需要专门门诊应对的普遍现象？这可能与时代背景下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感、无力感、压力感”有关，成为一种“时代症”，且将持续较长时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成年人过度卷入未成年人的世界。今天在座的都是成年人，我们讨论儿童青少年的问题，但他们本人并不在场。我们是否反思过，自己是否做好了示范？陶行知先生曾说：“你得变成小孩子，你才能够成为小孩子的先生。”这句话值得每一位家长深思。
在此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范式/假说：心理健康问题“流行率通胀”假说和神经多样性范式。
一种假说认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后，公众就诊意愿提升，但部分青少年可能将正常的情绪困扰归因为心理疾病，进而选择“躺平”，这反而可能导致流行率增高，甚至加剧问题。我院数据显示，儿童青少年门诊与住院量呈直线上升趋势。
另一种假说涉及“神经多样性范式”，该观点认为神经发育差异是人类自然的变异，目前已用于理解孤独症、ADHD等。那么，儿童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是否也可纳入此范式进行理解？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恐惧式育儿”与网络时代叠加，催生了“新人类”。有观点认为，Z世代以后的青少年与我们已是不同的一代人。
从公共卫生视角思考策略选择，我有两点思考：一是上游策略与下游干预的选择；二是防范策略与防卫策略的选择。
公共卫生强调上游策略。以青少年抑郁为例，其典型模式往往始于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消极认知，继而出现功能下降，形成恶性循环。目前许多干预集中于症状出现之后，这显然不够。上游策略应致力于探寻导致消极认知的社会背景因素。世卫组织报告也强调，需确定相关决定因素，构建支持性环境，推动多部门协作。2018年《柳叶刀》专家报告曾提出服务框架：对于常见问题如失眠、担忧、身体不适等，主要应依靠自助和非专业支持网络，识别有害环境暴露，探索环境改善，发展针对性应对策略，而非仅依赖专科医院。
防范策略重在事前预防，主动构建保护因素，减少风险因素，从源头提升能力，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具体而言，家庭应营造安全基地，培养健全人格；学校应建设心理友好校园；社会应创造稳定预期，增强确定性、包容性和信心；个体应注重意义感、价值感，提升抗逆力和幸福感。防卫策略则侧重于事中事后处置，被动构建拦截网络，过度采取预警和保护措施，聚焦危机干预与问责。在家庭层面，可能表现为追究“原生家庭原罪”；在学校层面，可能过度强调安全第一和危机管控；在社会层面，可能过度关注负面事件和舆情，强调“零容忍”，反而制造焦虑；在个体层面，可能表现为追求完美、寻找外部归因。这两种策略值得大家深思。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社会与家庭而言，纠结于“有病”或“没病”的标签或许并非最关键。历史上许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也曾患有精神障碍。当前许多学校采取的防卫性、责任链条式的策略，本质上属于"堵"的策略，不是“疏”的策略。
针对潜在风险，从预防、识别到干预的各个环节，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行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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