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是一篇写于2016年的旧文，当年《慈善法》出台，中国好公益平台成立，慈善公益行业一片欣欣向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采访了时任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朱健刚老师（现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文章发表在《华夏时报》网站上。
在这篇文章里，朱健刚老师谈到了创新，谈到了公益项目规模化，谈到了公益市场化，也谈到了社会溃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公益事业发展得还不好。每个观点都深刻独到，振聋发聩。
如今，6年时光已逝，中国已经迈入了新时代，国家战略也从精准扶贫转到了乡村振兴上，但是慈善公益行业现状是否比6年前更好了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本文，相信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答案。
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往往会主动地、自觉地发现社会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进而影响公众和政府，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那么，在目前经济供给侧改革及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慈善法》出台后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如何能更好地尽其所能、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呢？华夏时报特约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
华夏时报：我国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60多万个，公益项目也多如牛毛，参差不齐，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公益项目才算是好公益产品？朱健刚：我是社区派，我认为一个好公益产品首先要增进社区整体的福祉或增强社区服务对象的幸福感。其次，同样的社会效益花费的成本相对低。巨资打造一个美丽乡村是可以的，但很难复制到其他地区，无法产生倍增效应。第三，要可持续，能够自我造血。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项目，我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公益产品。华夏时报：那创新呢？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认为唯有创新，公益项目才有可持续的影响力。朱健刚：对“创新”这个词，我持保留态度，搞不懂他们谈“创新”时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现在被认为是“创新”的项目，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不过是没人知道而已。第二，虽说与时俱进，但很多东西并没变化（起码人性没有变），很多社会组织因为能力受限，缺乏好的项目，与创新不创新没多大关系。所以我说，别老是谈什么“创新”，把现有的公益好产品挖掘并推广出去就够了。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不同意为创新而创新，但却支持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创新家。华夏时报：你的意思是说，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解决社会组织与公益好产品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朱健刚：是的。打造这样一个平台，既能给缺乏项目的社会组织提供好的产品；也能让那些公益好产品被复制推广，进而打通政府、市场和社会，更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华夏时报：“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是公益界流行的一个词，一个公益好产品如果被推广开来，是否真的能够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撬动社会的改变呢？朱健刚：这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考虑因地制宜的问题。不同的地方文化不一样，人的思想态度或保守或积极，接受程度就不一样。在广东做得好的项目，拿到北京来就不一定能被接受，或做得更好。所以，好项目不一定能被复制推广。但如果一个项目是个公益好产品，又能被复制，那影响力就很可观。
更重要的是，这种搭建中国好公益产品平台的思路是为改革者所接受的。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都是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是我们推进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重要的工作方法。经济改革如此，社会改革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政策不就是先在广东试点，然后再由中央出台政策的吗。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社会领域改革也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朱健刚：我不觉得是在“摸石头”，而是在搭桥过河，是建一个桥，从某个“点”开始连接到一个更大整体的一个复合中去。这个“桥”，就是我们要打造的平台，一个品牌。
好项目不一定能复制，但能复制的好项目一定是影响力很大的项目。在既有标准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去筛选。现在大家都比较理性，不像原来“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不能以“抓老鼠”为唯一的评分标准。
华夏时报：如果有这样一个好公益平台，需要的资源将是海量的，那如何能吸引更多的社会价值投资呢？
朱健刚：这个平台要包装筛选上来的好项目，专业地跟那些社会价值投资人沟通、交流，类似“包装上市”的做法。当然，这个平台将来也可以搞成一个社会交易市场或社会股市，通过买卖股票的方式为公益好产品筹资。
但现在看来，这样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影响政府，政府才是现阶段公益好产品的主要投资人。政府一旦支持，很多投资人也会跟进。
华夏时报：那如何才能影响政府，获得政府的支持呢？
朱健刚：政府支持的方式会有三种方式，先是公益创投，然后是购买服务，再就是纳入政府预算。
所以，中国好公益产品平台就应该针对不同层级的好项目跟地方政府谈合作。在起初，公益创投的方式是比较好的，可以以配比的方式合作。等有了信任基础，而政府也确实看到了好项目的威力，它就会购买服务，甚至会纳入政府预算。
华夏时报：但是也有些人不太认同“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更喜欢“小而美”的公益项目。因为不像商业，倍增的是利润，公益项目一旦被复制，倍增的是整合资源的压力。
朱健刚：我就喜欢“小而美”的项目，一个能被广泛复制的项目，必然会失去美感，没了味道。但从公益的使命来看，项目不是为追求美存在的，而是应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基金会如果试图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应该考虑如何让一些具有更好理念的好产品得到更大的推广，使之取代那些旧的传统的，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方式，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但小而美的愿望和追求可以保留，不可受到苛责。
华夏时报：提到结构转型，我国现在正在推动经济层面的供给侧改革。有人认为，社会领域同样需要供经侧改革，公益也能成为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
朱健刚：扶贫领域尤其需要供给侧改革。即从“投入侧”入手，增加扶贫有效供给，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扶到根上、扶在点上。
公益完全可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要素之一。很多商业的创新都来自公益。比如脸书，起初就是一个公益的、好玩的联系朋友的社交平台，积累到一定流量后就有了商业价值。商业跟公益之间没有天然的屏障。如果一个公益项目服务的不只一小部分人，而是能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那它就可以转化为商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华夏时报：扶贫是公益重点关注的领域，现在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您认为公益怎样才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朱健刚：扶贫最重要的是做到“精准”，而这恰恰是社会组织所擅长的，它们针对的就是妇女、老人、残障人等贫困的家庭及个体，而且有一套完善的方法体系，而这是需要推广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中国好公益平台，这些社会组织的项目就能对接更多的资源，政府也会购买这样的社会服务，那么这些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就必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夏时报：美国的社会捐赠总额占GDP的2-3%（德鲁克仍称其为国家的耻辱，是实质性的失败），而我国这一数据是0.18%（2011年数据），对比来看，公益可为经济贡献的空间还很大。
朱健刚：公益本质上是个服务行业，参与的人多了，当然会促进GDP增长，也会贡献不菲的就业率。但公益更重要的功能不在经济，而是政治，它能够维稳。
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现在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戾气弥漫。而公益事业的推动，可以很好地化解这种戾气，化解社会矛盾。这是很有价值的。
公益的第三个功能是文化传承。社会的溃败，价值观崩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益事业发展得不好。公益是文化，也是文明，它可以让人更多的参与公共生活，消除人们的无力感，进而促成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公民社会的建设，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华夏时报：目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社会领域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朱健刚：没错。社会领域的改革将会为未来的一切改革，奠定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基础。民主没有社会基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慈善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而是一个价值观的输入，推动社会转型，培养公民。中国现在各种思想观念混杂无章，那么公民社会的思想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有公民意识的人最容易在公益领域产生。这也是我们投入公益的最大价值所在。
华夏时报：9月1日落地实施的《慈善法》对于社会领域改革的贡献，你怎么看待？
朱健刚：《慈善法》相当于社会领域的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公益领域的结社是自由的，认定了非法人社会组织的意义，还给了很多政策上的鼓励。虽然政策的落实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政府表明了态度，要支持更多的公益参与行动。
《慈善法》其实也是一部非营利组织法。它明确了慈善活动的定义和范围，并建立了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制度等，它促进社会组织进入另一个蓬勃发展期。此外，《慈善法》对于落实社会组织改革举措，优化社会组织成长结构，撬动社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也都将会产生一系列实质性的助推作用。
华夏时报：但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给其规范性和专业性也带来了挑战。
朱健刚：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用焦虑，市场会解决的，就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公益事业的发展中自然会衍生出很多机构来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另外，我不建议政府一定要干预，因为那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华夏时报：你提的这个市场的概念非常好。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近年一直在推动公益市场化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朱健刚：公益市场化在国际上叫社会市场化。早在90年代，美国的很多机构就组织社会组织向企业学习，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运营非营利组织，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徐永光先生推动公益市场化也好，倡导社会企业也好，他更多的是想用这个抵制公益的行政化，迫使那些官办慈善机构去行政化走向社会。我赞赏徐老师的勇气，但事实上很多公益机构是很难被市场化的。
市场化是一个趋势，其实每个社会组织都在参与市场化。比如，在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的竞争中，市场机制就在起作用。在这种趋势下，即使那些官办慈善机构也会习惯于市场化的评估标准，比如有无满足服务对象需要，有无影响力等。
推动公益市场化和社会企业的倡导，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带来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可以企业化，社会组织可以行政化，社会组织也可以市场化。所以，未来一定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公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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