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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发布对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李冉的访谈。他从县级公益机构借调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半年，带来一线与系统对话的思考。他谈到，全国性公益项目如何在制度刚性与地方弹性间取得平衡？为什么我们应警惕“专业主义陷阱”？当多数资源来自政府购买服务，机构该如何看待使命与可持续发展？李冉认为，审美统一的资方要求，有时反而阻碍服务真实落地；很多时候，“从无到有”比“专业完美”更重要。公益不应沦为格式化的“专业表演”，而应回归对人的真实关怀——哪怕它看起来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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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来京半年借调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你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李冉：
最大的感受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了系统运作的逻辑。在这里，我参与的项目是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资助677个社会组织落地在不同社区开展青少年服务项目，每个社区服务项目资助7.5万元，另外还提供配套的物资。
参与这个项目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是更直观地看到了制度刚性和治理弹性的辩证关系，这是难免的。这个项目辐射东、中、西部，实施社区和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差异非常大，一套文件设计得再科学，也很难做到适配各地环境。这就需要我们能判断统一框架可以定到哪个阶段，地方的裁量空间可以有多少，怎么样既能维护底线，又能激发活力，这个动态平衡的支点到底在哪。
至于收获，可以说的有很多，我就说一个有点反直觉的——警惕因为对专业性的期待反而陷入专业主义陷阱。
我们机构（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本身业务就包括青少年服务，而且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业务线比较全，有一线的困境儿童服务，有针对儿童社工、儿童主任、儿童服务项目的培训、督导和评估，有偏重资源整合和服务设计的儿童关爱之家运营，有偏重支持表达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未成年人参与表达行动，也参与了江苏师范大学和昆山市民政局联合建设的未成年人保护实验室工作。
有这个基础，刚借调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把之前的经验用上，提升这个全国性项目的专业性。但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负责的这个项目不是不能强调专业性，而是现在这个阶段不应该过分强调专业性。
因为你的实施主体是全国677个社会组织，中、西部很多地区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还不够，尤其是一些县域，对于这些地方来说，项目从无到有本身就很重要，社区青少年之前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些服务。
服务的专业性和普及性本身就存在二律背反。想对专业性提出要求，那势必要设置一些高标准的项目要求，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就有了更高的承接门槛，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很多地方很难找到这样的社会组织。于是乎，要不然这个地方放弃申报，要不然申报了可能执行动作会走样，不管是哪个，最终受影响的都是那些本该享受到服务的社区青少年。
CFF：你2015年加入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十年来既见证了机构的转型，也完成了从一线员工到机构负责人的角色转换。今年你又抽身到北京，参与一个中央层级的大项目。你怎么看待这家机构的演变和你个人的变化？“远离一线”的这一年，对你和你的团队意味着什么？
李冉：
确实是，一转眼都十多年了，前几天我跟我们机构两位同仁聊各自从业十年的经历，后来发到了自己的视频号上，发现我们这十年都有了很多变化。
仅从业务类型的层面看，我们机构有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在2016年，在那之前，我们主要做平台类项目，比如公益孵化器运营、公益创投与招投标承办、社工培训和项目督导等等。那一年，昆山全面推动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我们是选择继续专注平台，还是选择投身社区？机构预判了基层治理领域的发展空间，投入一线，深耕社区，这也影响了机构后续一系列发展方向。
另外一方面，从我们当时的真实体感上，也感受到团队没有实务经验，做平台会越做越虚。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先后驻点20多个社区开展服务，确实感受上逐渐变得扎实。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特别耗人。因为这个社区治理项目体量比较大，一个项目要配十几名社工，机构规模随之扩张，从不到10人很快增长到30多人，这样带来的风险就成了我们2022年转型的背景。
2022年年中出现了两个动荡，一是我们承接的苏州最后一个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结束，原计划人员腾挪到新项目，但当时行政区域调整，新项目没能及时续上，而且当时不知道要等多久。几乎是同时，我们承接了六年的市级公益孵化器项目不做了，相应的也波及到几个关联项目，这影响的不仅是机构业务体量和团队体量，更重要的是业务结构的变化，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再以平台类业务作为主要方向。
当时，过去项目逐个丧失，未来项目杳无音讯，团队成员锐减过半。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是规模收缩做一家专注于某个领域的机构，可能这也符合大家对专业机构的普遍期待，还是争取项目、保持规模，哪怕这并不美。我们选择了后者，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转型，成为一家以专精领域人群服务为主，兼具社区与平台服务的机构。2023年基本完成转型后，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记录期间我们的做法和想法。
说到我个人，其实就是跟着机构成长，没什么好说的，从一线社工，到管项目，到带团队，到负责机构运营，每一步都是走到哪算哪。今年我抽身一年，机构交由我一位同事负责，比我做得好多了。因为我是个特别粗心的人，很多事情顾不到，这方面她比我强太多了。事实上，我去年就认为她能负责机构工作，今年是做个验证，机构没有我可能会做得更好。
CFF：昆山市乐仁公益发展中心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开展服务。不同资金来源（如财政资金、彩票公益金、基金会资助、企业或个人付费等）在使用逻辑上是否会对你们开展服务的方式产生影响？你们是否探索过“谁受益、谁付费”的服务收费模式？
李冉：
这个我很难回答，因为目前我们机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以民政部门的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对我们来说，不管资金来源渠道是哪里，我们可能会更关注这笔资金的使用是否对服务对象有价值。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甲方设置的资金使用方向是否对服务对象有用，这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价值判断，虽然判断不一定准，但我们自己认；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用好这笔钱，能力有限，社会服务领域那么多，我们只能做好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也在尝试拓展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比如我们有些项目是和企业合作，为企业职工家庭开展服务，由企业来付费；也有行业内组织来我们机构参访，或者我们去开展督导或培训，这些也是收费的，但这些占比非常小。
关于你提到的“谁受益、谁付费”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社工行业，受益人直接付费的比例注定是少数，就应该是少数。我们面对的大多数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而他们本身就是缺乏付费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妄谈自我造血，希望直接受益人买单，可能会偏移最初的使命。
对于社工机构来说，自我造血的想法可以过渡给经费可持续，在这样的角度下，也许更应该关注服务质量怎么更好，而不是产品销路怎么更广。
当然，受益人是可以分层的。针对有能力的受益人，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没必要不能二极管，我们机构也在把一些服务工具化，以服务不同人群。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自己是怎么分配精力的，优先级不能变。
CFF：回到你们在昆山的实践，面对特定人群（如困境儿童），具体是如何设计和落实服务的？服务内容与资金使用之间是否有矛盾或妥协？
李冉：
我们团队30多人中大概2/3是做人群服务的，包括困境儿童服务、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等。拿困境儿童服务为例，我们在一个辖区服务170多名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按比例配置社工，大概安排3名专职，再加上实习生和兼职。
具体工作包括几个方面，最基础的是分类分级分层的日常探访及动态管理，来回应服务对象的精细化需求，然后就是个案、小组、社区三个直接方法的综融服务，个案工作去缓解服务对象及家庭的焦点问题，小组工作去回应抗逆力提升、亲子关系改善等目标，社区工作去促进社区融入和人际交往。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特色服务，比如我们打造了一个日托品牌阵地，保持心智障碍儿童生活能力不退化，缓解家长情绪，促进技能互助。
这里面每个类型的服务都可以细化设计，比如做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小组，我们同事专门设计了一套剧本杀，将“自我认同、人际交往、情绪管理、资源探索”等内容化用为剧本杀中“角色卡、技能卡、剧情事件”等游戏要件，重构抗逆力小组，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开展。
至于服务内容与资金使用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服务之所以能系统开展，之所以有持续创新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稳定支持。这个也跟上一个服务收费的问题相关，因为以民政部门为主的政府购买服务是比较稳固的，我们就有条件去关注服务质量怎么提升，而不是辗转于怎么活下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被资金牵着走，而是应该在资金框架内争取尽可能专业地、系统地完成服务。事实上，这本身也是甲方的目标，甲方确实有他们行政任务在身，但要知道，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我们不该只是单纯的甲乙双方，而应该是有着同样理想的合作者。
CFF：有的基金会认为一线机构不够专业和规范，你的感受如何？
李冉：
我现在对“专不专业”“规不规范”这种评价持保留态度。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体上专业性和普及性的问题，前面说了。另一个是在个体上也不能这么看，这里有几层：首先，这家基金会有没有能力做好这个判断；然后，专业、规范、有效并不一定是等号关系；最后，假设确实成效不明显，那也许这个阶段就应该如此，不经历这个阶段就不能到下个阶段。
拿我现在做的事为例，目前我负责的这个项目每年资助677个社会组织，其中大部分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能发现，他们不一定能把报告做得流畅规范，把服务设计得专业标准，但他们的服务对当地的孩子们是有温度的，尤其很多地方不是去升级服务，而是从无到有地出现服务，之前当地的儿童青少年压根就没参与过任何公益服务。你用那套审美——资料齐全、数据漂亮、表述专业——去评判他们，那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像你说的，现在有些掌握资源的上游，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和基金会，审美特别统一。但问题是，你不给这些机构成长的空间，一上来就用那套完美标准“卡死”他们，最终受影响的一定还是服务对象。
这里的影响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这种严格的、至少在他们看来有些严格的要求，他们没办法承接服务，使这个地方的服务对象没机会接受服务，能接受服务的也许是另一个本来就有一定资源的地方，造成资源没有实现最大化利用。
另一种是，社会组织承接了服务，但确实没有能力做到资方要求的样子，那怎么办呢？投机取巧吧，得过且过吧，至少是挑容易做的事情做吧，没错，这样拿到的资料可以交差了，但我不相信这就是基金会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某家基金会投入一笔钱，要解决问题，要看到改变，这个目标没错，但要看跟当地情况怎样，如果在不了解实际条件的情况下只是提这种概念上的要求，对于执行方来说，很有可能换一种做法，比如高危的服务对象不碰总行了吧，只去关注那些低危的服务对象，问题解决得一套一套的，看起来服务量又大，服务成效也好。可是，那些真正最需要支持、但短期难见成效的服务对象呢？好办，那就别让他们成为服务对象。如果不能立竿见影，就把竿放倒。我想，这不是基金会资助项目的初衷。我想，除了九州万方，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一两个县。
说回到你问的专业和规范的倾向，其实我自己之前做项目评审时也有这种审美偏见，但后来也反思，我们是不是在逼着申报项目的社会组织向一种格式、一种说法、一种逻辑靠拢？这不就是专业霸权么？怎么，我们面对一线服务对象时知道个别化、知道增能赋权，面对社会组织时就全忘了？这不也是服务对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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